延安笔记（5月23日下午）（上）
杨家岭、栆园和凤凰山，均有毛主席旧居，这些景点均在城里，在主要公交线路上，可是你问“鲁艺”怎么走，有些人就茫然了。这也不奇怪，因为“鲁艺”并不是旅游者人人要去的地方，但是我是一定要去的。延安于我，魅力在《讲话》，《讲话》何为？延安有一群文艺工作者，他们的“家”在哪里？就在“鲁艺”，自忝为文艺工作者或曰业余作者的我，必须“回家”看看。方言“不通”，多有不便，查看地图，按图索骥，大致弄清：是桥沟方向。下车之前问乘务员，她也不知道。下车后问一个中学生，她说你从学校穿过去，（可能）是那儿。——果然是这儿。
这是一座老式教堂，有一块石碑，标明这是六大会址，毗邻有数十孔石窑洞，此即“鲁艺”前身，现正在修缮，看那原来模样，基础框架，典雅古朴，端庄大器，真有一种养文气聚学风的味道。
“鲁艺”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艺术学校，是利用原西班牙一神甫在桥儿沟修建的一座教堂和周围的一些窑洞而建立的，也是当时延安惟一的西式建筑，为1961年国务院颁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之一。家乡的鲁迅美术学院和沈阳音乐学院，客观地说，比冠以“辽宁”的辽宁大学有名，有资历。两校的襁褓，均源自鲁艺，曾为鲁艺的一个系。06年我参加省文代会，就曾在会议晚宴联欢会上，见到鲁艺前辈，健朗活泼，风采依旧，诵诗献词，令人感动。延安精神，崇尚学习，延安时代，注重艺术。1938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杨联名公布《创立缘起》，指出“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是不容稍缓的工作。”为纪念已故文豪，定名为鲁迅艺术学院，4月10日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成立典礼。 毛泽东题写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 1943年4月并入延安大学，为延大文艺学院。1945年抗战胜利后，迁往东北。自1938年3月至1945年11月，共开办了文学系四届，戏剧、音乐、美术系 各五届，培养学生685人，其中文学系197人，戏剧系179人，音乐系192人，美术系147人。赵毅敏、沙可夫、吴玉章、周杨曾先后担任正、副院长；后来名满天下的郑律成、刘炽、莫耶、王昆、成荫、罗工柳、钟惦斐、李波、贺敬之、时乐濛 、于蓝、秦兆阳、黄钢、康濯等作家、艺术家，均是“鲁艺”学员。一时间，西北黄土高原上的这个小山坳里，群贤云集，文星荟萃……“鲁艺”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对中国现代文化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间的大规模修缮，给我两个信息：过去若干年间，这里冷清过，改革开放后多元的文化观念对革命的文化观点提出了疑问和挑战；在“红色旅游“和文化是综合竞争力的新的社会背景下，“鲁艺”的文物（鲁艺是1961年国务院颁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与文化价值被重新发现，提上日程。有专家学者已经指出：“延安文艺是我国现代文艺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它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巨大影响,早已为人们所确认,所称道。延安文艺精神的强大生命力,及其超时代的影响,在二十一世纪,仍将会化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继续放射出灿烂的光辉,并将成为中华民族永久性的精神财富。”（郭仁怀：《延安文艺精神与二十一世纪》）我想等它修缮完了之后，一定会填充进许多文物和手稿一类的东西，到时会上二三文友，我当向导，旧地重游，睹物思人，重温往事，汲取经验，明确目标，红色之旅而兼文化之旅，该是多么惬意啊！——我肯定还是要再来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一个“长会”，从5月2日一直开到5月23日。《讲话》的基本核心，就是提倡作者深入生活，文艺为现实服务，不做空头文艺家。这个精神实质于今天的我们——从事文学写作的人，仍有其巨大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时代发展，社会嬗变，新的阶层，新的人物，成为我们新的创作对象与创作源泉。文学为时代的发展鼓与呼，文学为当下人们的心灵服务，这就是文学的最大“功利”。——当四川发生8级地震的时候，文学不可能是休闲的小夜曲。带着思想的收获，我从延安城东北5公里外的桥儿沟回来，回到城里，登上象征延安精神的高峰——宝塔山……
我把宝塔山安排在延安行程后面的位置，就好像同时面对几本好书，有的是急不可耐要先翻开，有的是找到重要的一段先睹为快，对于最厚重、最华贵、最经典、最震撼的，我不能立刻翻开它，我怕我的不小心而玷污了它，我需要有一个思想准备，我要以清洁的精神与郑重的姿态，去拜见它。——它就是宝塔山！
一首耳熟能详的诗一下子就把你带进了一种美妙的精神境界。贺静之的名句镶嵌在宝塔山的山门处：“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我怀着崇敬的心情，一步步登上宝塔山。站在山上，延安全城风貌尽收眼底，而回想夜宿清凉山，从远处看夜晚的宝塔山，因为装饰了大量的泛光和霓虹灯具，宝塔、摘星楼、烽火台、上山道满山绿树相映，灯影辉映，恍若仙境。宝塔山是延安的标志性建筑，是游览延安的必去之地。我近距离地仰往宝塔，它雄伟挺拔，直指云天。宝塔山古称丰林山，宋时改“嘉岭山”（山上有嘉岭书院），塔建于唐，名岭山寺塔，八角九级，高44米，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重建，金世宗大定九年（1169年）和明万历十六年（1608年）重茸。塔旁边有一口明崇祯年间铸造的铁钟，击之声彻全城，曾为党中央报时报警之用。唐代诗圣杜甫为避安史之乱，途经延州，写有《塞芦子》名句：“宝塔钟声三川闻，肤施（今延安）鸡鸣五城应。”明延安知府顾延寿亦有句：“嘉岭叠叠椅晴空，景色都归西照中。塔影例分深树绿，花枝低映碧流红。幽僧栖迹烟霞坞，野鸟飞归锦绣从。”山上辟有宝塔山公园，林木葱郁，许多树木为近年新植，有团中央等部委级单位植树者的名称。宝塔山——诗人、画家笔下富于激情的题目，人们歌颂宝塔，怀念宝塔，实际上，是在怀念延安岁月，歌颂延安精神。我选好位置，请人郑重地在这里给我拍照留念。
而后我来到烽火台，在这里凝视宝塔，瞩望延安。烽火台为北宋名将范仲淹戍延时（1040—1041）所建，高15米，底边11米，余威尚在，古风犹存，我放下相机，抚今追昔，遥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壮山河。历史云烟，早已经烟消云散，而延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造学习、不尚空谈——将作为我们的传家宝，代代相传！
从宝塔山上下来，天色尚早，我决定再去抗日军政大学看看。遗址在延安城北二道街上，这里很繁华，有点象北京的王府井的味道。我到的时候，已经闭了馆，照相光也很暗了，于是我要了一些资料，打道回府，一边浏览街景，一边回忆军大的历史，思考她的历史功绩。
现在许多部队和武装部的墙上，都有人们熟悉的那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就是毛主席最初为抗日军政大学制定的校训。我以为：新闻工作、文艺工作，为培养干部而设立的军政合一的教育工作，是延安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三大载体，也是延安精神的外延所在。抗战之初，党中央就意识到了培养干部的重要性。江西时代的“红军大学”1937年1月迁来延安，芦沟桥“七七事变”后，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后来人们简称“抗大”。毛泽东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副校长。“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陈慕华（副委员长）、丁雪松（女大使）、郝治平（罗瑞卿夫人）曾有一篇回忆抗大的文章，有助于我们侧面了解抗大：
……当时，窑洞是我们的寝室，也是饭堂和自修室，广场和山沟是我们的课堂，吃的是小米饭加南瓜土豆汤，穿的是灰布军装，夏天一身单，冬天一身棉。我们还要自己抬米，帮厨，掮炭，背柴。
拿我们住的窑洞来说吧，那是抗大第三期一千多名师生在罗瑞卿副校长的带动下，一镢一镐挖出来的。有些女学员过去是洋学生，从未握过镢头，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开头挖不了几镢就一身汗水，两手血泡；有的气喘腿软，头晕恶心，象害了场大病。有个女同学担负上山送水、送饭的任务，开始时挑不动开水、饭桶，就找出绣花枕头垫在肩上，一步一颠吃力地往山上挪。可是几天以后，一个个都逐渐锻炼出来了。经过半个月的苦战，终于挖成了一百七十五个新式窖洞，自力更生解决了校舍问题，也为新到的学员准备好了住处。听说当时有人曾指点给毛泽东同志看，说这个是“少爷窑洞”，那个是“小姐窑洞”。毛泽东同志高兴地说：“你不要小看挖窑洞，这是挖开了知识分子与工农隔阂的一堵墙啊！”
在抗大，人和人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关系。这里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勾心斗角，有的是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在女生队里，虽然大家来自四面八方，文化程度又参差不齐，有小学生、中学生，也有大学生、留学生，但彼此都能融洽相处，亲密无间。知识分子帮助工农干部学文化；工农干部在行军、背柴途中帮助体弱的知识分子背背包、背柴，互相体贴，情同手足。从南方来的男同学不习惯北方寒冷的气候，脚上长了冻疮，有的女同学就慷慨地剪掉自己的毛毯或呢子大衣，为男同学缝制了呢袜子。有的女同学还帮男同学拆洗被褥。当年《新华日报》曾发表文章，描绘女同学发扬革命友爱精神的情景：“一群赤足露肩的女战士，就挤满在东门外的小河里，一时水声，歌声，笑声，飘荡在南风拂面的原野上……（陈慕华、丁雪松、郝治平：《为革命理想而斗争》）
“抗大”的政治教育内容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等基本理论，还有国内外形势以及统一战线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教育。政治教育是“抗大”教育的中心。“抗大”不仅重视政治教育，也同样重视提高学员的军事素养，根据不同对象，组织他们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近战、夜战和射击、刺杀、投弹等战术技术训练，掌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抗大”先后培养了20多万军政干部，其中有身经百战、统率千军万马的八路军、新四军将领和各级指挥员，也有深入敌后带领群众开展斗争的各级干部。这一大批干部对于中国人民子弟兵的发展壮大，对于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抗日军政大学的“教育”是成功的教育。这也使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不少地方的党校招生与干部教育。许多干部进了党校，并未见知识与学养的增加，倒是用官气败坏了“学气”，党校成了炫耀官职与“实力”的平台，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第×期党校同学”成了办事拉关系的花名册，就连学校老师有的也变得庸俗不堪：×长是我学生。言外之意不言而喻。屡禁不绝的城市牛皮癣——办假证，追根溯源也与干部培训教育中的不实之风和干部提拔上的惟文凭论有关。对此种种不良风气，我们只能以延安精神和抗大学风表示不屑，嗤之以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