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的班长

（城南旧事系列之七）

从小学到大学，我的“班长”换了无数，大多印象不深，能留在记忆深处的更是寥寥无几。

上小学三年级，我的班长也是我的同桌王大志转学走了，班主任刘老师权衡再三，决定让我这个学习委员临时代理，按现在的说法叫主持工作。那时的想法很简单，认为既然是一班之长，同学们就得无条件听我的。劳动带工具，什么推土车、水桶之类，就由平时那些不守纪律的调皮捣蛋们带，其他同学只带铁锹、锄头、扫帚就可以了；班务分工也彻底打乱，每当班级放电影，文艺委员杨小丽总能和刘长伟坐在一起，这回全班抽票，谁挨谁个人天命。正当我代理班长当得起劲，各种烦恼却接踵而来。以前我威信很高，每次投票都是第一第二，现在代理了以后，老师不在时，班上总是乱哄哄的，管也管不好。还有许多人说，早知道我这样，不投我的票好了。听了以后，我很伤心。真怀念以前无官一身轻的日子。

一天，班主任带来一名新同学，说是从挺远的古城子转来的。瘦瘦的，微黑，眼睛不大，但很有神。王大志转走以后，我独座，钱乐一直想和我同座，我知道他的心眼儿：一是想和我跑跑哒哒借点“龙皇气儿”；二是相中我一书包子的“小人书”。我始终没答应的原因也有两个，一是班主任了解班级情况，可以直接坐我这，不用我站着汇报，有点平起平坐的味道；二是宽绰，和现在人们喜欢独室、老板台是一个概念。正在我瞎琢磨的时候，班主任刘老师开始介绍：“我们这位新同学，名叫杨永顺，品学兼优，在原学校是班级的学习委员，希望大家关心他，团结他。他的座位......暂时就和孙红军（我的曾用名）一座”。天哪，完了！我坚持了半个学期的“待遇”就这样结束了。前桌的钱乐回过头，一脸的坏笑。

杨永顺是个很随和的人，他常给我们讲些古城子的趣事。课外活动总是别出心裁，很得大家喜欢。现在叫“亲和力”、“情商”什么的。他也偶尔会和我们几个“核心人物”干点“出格”的事，比如偷小龙湾瓜、李二嘎家杏什么的，但每次都有点子：用秫桔前端劈开，夹横棍，偷杏很有效；长竹竿捆上一直一弯两个铁钎，弯的用来扯断瓜蔓，直的用来取瓜，一用一个准儿。所以时间不长，我们便成了“四人帮”，至于“谁是班长”，鬼才知道。

四年级开学了，班级进行改选。我当时心情很复杂。说心里话，我真不想当这个班长了。当学习委员那会儿，挺受同学们欢迎的，代理班长以后，好像和同学隔了一层。也难怪，老师选班长，学习成绩往往作为最重要的标准，而不管他服务同学的能力，而且班长常常还含有一个非常任务，那就是当老师的“间谍”，所以，班长的位子，常常被异化。如果我得过且过，“不受同学欢迎的任务”没完成好，刘老师又会说我没责任心。正当我这“维特之烦恼”化解不开的时候，“卡嚓”一声炸雷：新班长诞生了-----杨永顺！

接下来的日子，心情很是郁闷。班主任刘老师找过我，说我学习挺好，但组织能力差些，加强锻炼，还有机会。后来才体会到，这好比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那时叫“红与专”，这两者不可偏废，今天叫做政治敏感和工作水平。当时虽然小，但也知道是个失败，从钱乐那怪怪的笑容里得到验证。我暗暗发誓：长大当个大官，钱乐上哪我上哪，管死他。

杨永顺管理班级还真有一套，就说这劳动，笨重工具同学们轮班带，侧重男生；班级班务全员参与，民主协商；班费管理定期公开，全体监督。这小子，班里搁不下他了，学校居然把他管理班级的做法登在黑板报上了。于是乎，我们“四人帮”想出一个办法，想试一试杨永顺是否还和我们一条心。

一天放学后，我们相约到我家写作业。杨永顺一进门，我们便下了最后通牒，大意是你当了班长啦，脱离群众啦，我们有一次秘密行动你参不参加啦等等。我家房后，有一条毛毛道儿，不出一里地，便是七队的菜园子。那真是黄瓜碧绿，西红柿正红，这对于“吃啥啥香”的少年，特别是“吃啥啥没有”的年代，这片园子对我们具有无穷的诱惑。当杨永顺知道了来意，为时已晚。特别是我们那句发狠的话，使得他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行动可以进行，但你们各自的红领巾必须摘下。正当我们匍匐前进，行动进展顺利的时候，两个“彪形”老大爷出现在我们身后。行动宣告失败。第二天间操结束后，王校长登上体操台，拿出三条红领巾。老校长说的很含蓄，但我们心如明镜。我只记得脸烧得烫手。后来落下病根，一见红领巾就不好意思，从那以后从没再搞什么“行动”。

一晃，快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四人帮”已各奔东西。一次偶然聚会，我们不由而同想起一个细节：那次行动，班长为啥没带红领巾，是不是有预感？杨永顺哈哈大笑：“就知道你们几个小子没好道儿！”我们齐声痛斥“好你个杨永顺，还和我们来这手”，但我们也不得不佩服杨永顺确是处理班级事务的高手，我们“聪明的班长”。

（编辑/秋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