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旧事系列之六）

我和大奇子同村长大，年龄大我两岁。他原名叫王树奇，是个乡村医生。我不叫他大奇子，村里老人们叫，小孩也叫。

大奇子三代单传，四岁便没了母亲，老少三代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个独院。说是独院，连邻居都没有，我们村里人叫窑地，一个生产队烧制青砖的所在。再往前就是古龙湾，不再是我们的地界了。

在我们村人们的眼里，窑地是个怪怪的地方。大柳树差不多有合抱粗，蓊蓊郁郁的，大奇子家就住在柳树林子里。大奇子一家三口三辈：爷爷鹤发童颜，手持龙头拐杖；父亲是个教师，一副“五四”青年模样；大奇白白净净，一身素装。可以想见，拍电影也不过如此。其实村上人也很少能见上他们，一是他们住得偏僻，二是和村中咸有往来。秋天到了，庄稼放倒了，生产队劳动力开始转移：一部分随车马出去“拉脚”，一部分留下来烧砖。窑地，又成了村里人关注的地方：老者坐在树下碾药，中年的带个眼镜读书，少年牵着花狗玩耍。

大奇子生性顽皮，与我同在一所小学读书，我是个挺细心的人，“小人书”、毛主席像章，我是学生中最多最全的，大奇子“拿来主义”，和我不分彼此，交情不浅。但我正真走进大奇子的家，那个古怪的院子，源自我家翻盖房子。

七十年代，农村“找宿儿”很普遍。平时家里来了远地方的亲戚，都不免找人家借宿一晚。可盖房不是一天两天，父母掂量再三，终于同意了我的想法：以给我看病为由，到大奇子家试试。

结果，一住就是两年。在这两年里，我真正体验了独立：被子咋叠，衣服咋洗，饭咋做。那是个集体，啥时看书，啥时起床，啥时健身，完全按计划来，整个一个“军事化”。如果说在生活上我保持了一些好习惯，和我在大奇子家的两年借宿关系很大。大奇子高我两届，那时高中分专业，有农机班、机电班、医务班等等，大奇子爷爷是个老中医，他便选择了医务班，毕业后便成了一名乡村“赤脚医生”。说是“赤脚”，就是“亦工亦农”，白天不脱产，晚上还要走家串户，那时的大奇才算真正被村里人们接受。大病小灾，头痛脑热，“大奇来啦”是父老乡亲焦急后的安慰；孩子哭闹，无计可施，“大奇来啦”是一句吓唬人的潜台词。当然，大奇一家没有女人，在一个没有女人的世界，特别是这样的家庭，他们如何生活，生活得如何，鲜为人知。自从我走进这个颇显神秘的院落，走进这个“男人世界”，生活里的故事确是耐人寻味。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一天晚上，我们队青年点两个女知青结伴来到大奇家看病。巧得很，正赶上我俩健身。当我俩听到窗外有女生“嗤嗤”笑的时候，“走光”已不可挽回地发生了，吓得我们赶紧关灯换装。男人的世界很精彩，男人的世界有时很无奈。后来，那个叫素娟的女青年病好后，非要到大奇家做顿饺子，犒赏“男人世界”。那天，青年点的男男女女坐了满满一桌子，可关键问题出现了：一个男青年过早掀开了锅，害得大家吃了顿“生”饺子。“把饺子煮熟了吃”，在我青年的记忆里尤为深刻。再后来，那个叫素娟的隔三岔五来大奇子家，有时嫌大奇衣服洗的不净，有时嫌大奇做的被子针脚太大。那些日子里，我们吃到了城里人吃的糕点，学会了城里人玩的“放羊”，“男人世界”有了细腻，擦脸的毛巾悄然有了脂粉的味道。全国知青“胜利大逃亡”是从1976年开始的，那个素娟直到78年才回城。记得那天晚上，大奇回来很晚。红药箱里多了一个漂亮的日记本，可大奇却变得少言寡语了。

1978年，我考取了高中，结束了在大奇家借宿的生活。其实我家已不差住的地方，能在大奇家住两年，完全是不舍那份清净，那份无拘无束，还有那份朋友之间的纯真。后来我又考上了大学，再后来我和大奇都相继告别单身岁月，联系的机会相对少了许多。可就在前几天，我又有幸参加了大奇儿子的婚礼。听人们说，宴会上来了一位谁都不认识的女老板，没吃饭就走了，很像当年青年点的素娟。大奇说是城市里做药材生意的。也许是吧，听父母说，大奇这几年开起了诊所，村上人看病方便得很。那天，大奇很激动，一直不放我的手，说到我们的童年，便大口喝酒，异常兴奋；提起过世爷爷、父亲，还有记不清模样的妈妈，又泪流满面。在这种情绪里，我们自然喝得烂醉。

记得那天回来的路上，司机小杨问我想听啥，我说怀旧一点的，小杨放进一片CD，朦胧中歌声响起：“一声呼唤，儿时的伙伴，梦已离开，一切又回来……”歌曲伴着我的思绪我的醉意,在晚风中萦绕。是啊，童真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可儿时的伙伴，就在这一声声呼唤中，伴随我的泪水，再一次闯入我的心田……

(编辑/秋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