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进行曲”（上）
梅雨潭
年，是中国最传统、最盛大、最隆重的节日。
过年，对于所有的人，特别是对孩子们来说，那是一段最美好、最难忘的时光。
那时，过年就像演戏一样，是一点一点展开的，有模有样，有滋有味。每个人都进入了自己的角色，要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一番，掸到一年劳动后的灰尘，忘记一年中所有的艰辛，虔诚地祈盼着新一年的好运。
说过年，那不仅是一个过程，更有严格的程序，需要一件一件地去做，徐徐地进行。
到了腊月，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喝过腊八粥的人们，就动手准备过年了。
碾米
那时农村吃的米都是用碾子碾出来的，不像现在这样的人们，只知道买米，吃米，却不知道这米是怎么来的。
冬天碾米那可是件遭罪的事。
碾子是公用的，躲在一间简陋的碾房里。碾房很狭窄，除了那个碾盘，牲口拉碾子转圈的那个“碾道”，就只能剩下四个角落了，分别摆着高粱、水桶、簸箕，还要留出一块簸糠的地方。
在碾米之前，要把高粱放在水桶里用水泡上约半个小时的样子，再用笊篱捞出来，“空”一下，等到不滴水的时候，放到碾盘上，在靠近“碾轴”的地方均匀地摊开，牲口（通常是驴）一拉碾砣子，就压在这些经过“沐浴”过的高粱上，时间一长那些被碾破皮的高粱，就被挤到碾盘的边缘。这些“高粱”只破了皮，并不是米，需要把它用簸箕收起来，重新放到“碾心”上去，反复地轧，一旦它们的“红衣服”脱尽，露出粉红色的“肌肤”，那就是米了，用簸箕把糠簸出去，剩下白花花米就是可以煮饭了。
这是天暖时的“程序”，到了冬天还要多一道“程序”，这就是“烧碾子”。
碾盘是一个大石盘，冬天的时候，外面怎么冷，碾子也就怎么冷，那时的气温要比现在低得多，人们到外面去，要戴上大皮帽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把湿漉漉的高粱放到碾盘上，马上就能冻上，也就没法碾米了。
为了战胜严寒，在碾米之前，要把碾子用“高粱挠子”、“豆秆子”放在碾盘上，摊开点上火，柴不能多，火不能旺（防止把房子点着了），一团团浓烟从碾房的“窗子”门扑出去，那可真是烟灰滚滚，人也上不了前。过了一会等烟散尽，碾子也烧热了，才能碾米。
簸米是个“技术”很强的活，要的是那个巧劲，会使那股劲，糠就能顺顺当当地出去，不会使那股劲，整死它也不出去，真是气死人了。
碾一次米不容易，每一次就尽可能地多碾一些。
磨面
这活相对简单一些。那时的农村谁家也没有多少麦子，不到逢年过节，是很难吃顿面的。如果太少，只有几斤，那就把它簸净，拿到碾子上轧一下就行了。过程和碾米一样，不同的是碾米需要“沐浴”，碾面则不必；碾完的米需要“簸”，而碾完的“面”则需要筛。要有个十斤二十斤的，最好用磨“拉”。就是把簸净的小麦放到“干磨”的“磨眼”上，牲口一走，那小麦就从磨盘缝中流出来，收到罗里去筛，筛下来的就是面。为了省力，人们在笸箩里放上用平行的木板做的“轨道”，把罗放在“轨道”上来回推拉，就省了许多劲。
人多麦子多的人家就要到“面房”（就是小“加工厂”只是规模小，生产落后罢了）去“加工”，也是用磨“拉”，不同的是那罗不是用手筛，而是用脚蹬了，那已经算相当先进了。
做豆腐
农民的土地不多，没有人舍得用一块地去种豆子，只能在高粱地里“带”些豆子，因为少，平时舍不得吃，到了过年才能做“一个”（即一次，根据需要与可能，做成两盘或四盘，这就是一个）豆腐。农村做豆腐没有人请“师傅”，都是自己动手，至多在关键的问题上问问有经验的人，其他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了。
做豆腐需要一个的过程，没有一定的过程，缺少任何一个过程，想吃豆腐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农村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杀猪赶趟，做豆腐不赶趟。意思是说，做豆腐的时间要比杀猪用的时间长，如果需要马上用豆子做豆腐吃，那是办不到的。
做豆腐的原料，一般说来是黄豆（大豆），想做多少，把它“称”出来，挑出杂质，簸净，放在水桶里泡上，就像现在打豆浆那样（打豆浆可以干打，豆腐却不能干做），大约一“宿”的工夫（都是晚上泡豆，白天做豆腐），那豆子全部泡开了，长长的，鼓鼓的。
把这样的豆子先担到“磨房”里（农村也有以做豆腐为生的，别人可以利用人家的间隙做豆腐）去“拉”。首先，把豆子捞出来，堆到磨的“磨眼”上，在磨的上方，从房上吊下一个“滴水盆子”，在盆子里装些水，在盆子的底下钻个孔，大约有小手指粗，用“秫秆瓤子”堵上，不能太紧，以水能不间断地流出来为度。这时，把毛驴子套在磨上，赶它转起来，就有豆汁不断地从两扇磨中间淌出来，在磨的下面用一个水桶接着，直到“拉”完为止。
把准备好的大锅刷净，对着它从房上吊下一条绳子，在绳子上拴着一个铁钩，在钩子上钩着一个“持花子”（十字交叉的双木），在它的四端拴上“豆腐包”，把接好的豆汗放到豆汁用瓢舀到豆腐包里，就有豆汁不断地从豆腐包里流出来，滴到锅里。为了加快速度，“过包”的时候，那个“过包”的人还要不断地晃动那个“持花子”，让那豆汁在“豆腐包”里不停地滚动，看豆汁流得慢了，还要用木夹去夹那“豆腐包”，不断地挤压，直到“挤干”为止。在“过包”的时候，就在锅底下烧火，“过”完“包”那锅也烧开了，就把火撤了。
再把煮开的豆汁用瓢“淘”出来，放到“地缸子”（一种很粗的短缸）里，等到豆汁凉到一定程度，就要用“卤水”“点”豆汁（用适量的卤水掺到豆汁里，搅拌）了。做豆腐的技术就在这里，成败的关键也在这里。“点”完以后，过一段时间，豆汁就成“脑”了。在此之前，在它的上面会有一层“油皮”，常常把它用“箭秆”拉出来，这就是豆腐皮，晾干，就是下酒的好菜。
豆腐成“脑”了，这就是“水豆腐”，往往盛出两琬喝，那也是很难得的。
成型的时候到了，在豆腐盘子上铺好了湿“豆腐包”，用瓢把这些“水豆腐”舀到里面，荡平，用“豆腐包”包好，再用一个特制的“秫秆帘”盖在上面，再在上面轻轻压点什么，就行了。
过了一会，这豆腐就压好了，把它翻到另一个盘子里，用一个“木尺”逼着，用刀来“打”块了。若想吃“白豆腐”就捡出一些放到盆子里，用水泡上，可以搁几天；若想吃冻豆腐，就捡出来放到外面的“秫秆箔”上，一宿的工夫，就冻成“石头”了。这时，把它收起来，放到空屋子里，就是年前年后的好菜了。
一般的人家要做两盘豆腐。
做年糕
农村的年糕并不是很讲究的食品，也可以说，就是“粘饽饽”的变种。因为这种东西做起来很费劲，又不是一下子就能吃完的，就家庭来说，平时没人做，过年也很少做，过年了，有工了，有条件的人家便想尝试一把做年糕的情趣。
做年糕的原料，就是当地的“小黄米”（粘谷子碾成的米）或者“粘秫米”（粘高粱碾成的米），都是比较粗糙的，做出来的“年糕”不是很粘，却很硬。不过，这也没关系，人们要的是那个样，讨的是那个氛围。再说，那年头吃什么也都是好的，自然也没说的。
在一口大锅里，添上足够的水，在锅的上面放上笼屉，笼屉上有一个帘子，在帘子上面铺上湿“豆腐包”，把煮好的小豆（不要弄碎）撒在上面，大约一寸厚左右，既能透气，又能挡面。这时在锅下生火把锅水烧开了，让它的蒸气透过笼屉，屋子里便充满了雾气。“气”上来了，一个人用手把粘面均匀地撒在小豆上面，等面变色，熟了，再继续均匀地撒下去，不能急。这样做，其实是一边撒，那年糕也就一边熟了。如果撒厚了，便会“夹生”，甚至做不下去了。年糕的厚度一般在“一巴掌”厚，等到全部变色，那年粒就做好了，再用笼屉盖盖一会，锅下的火也撤了，“气”也下去了，就算大功告成。
这时的年糕其实是一个大面砣子，需要把它翻到桌子上，用刀切着吃，所以也称“切糕”。刚蒸出来的年糕软颤颤的，切一块放在碗里，蘸点“糖稀”（是一种像红糖水那样的粘稠物，那时没有糖）吃，也是有滋有味的。
吃完后，要把剩下的切块，拿到外面去冻，再放到空屋子里冷藏起来，等年后吃。
做粘饽饽
做粘饽饽那是过年时的一道风景，家家都要做，吃不完的也冻起来，就是年后的美食。
粘饽饽的种类有两样，一类是蒸的，一类是烙的，蒸的做成“粘豆包”，烙的要做成各种各样的饼。
不论是蒸的还是烙的，和面的过程是一样的。
在大锅里放上适量的水，大致烧到半开，就把粘面倒在里面，用“铲刀子”翻动（不能用手），待到“和”均匀了，用“铲刀子”拍拍，感受一下“稀干”的程度，便用“铲刀子”把锅里的面铲出来，放在桌子上晾一会（这个过程叫“颤面”），待不凉不热的时候，用手揉搓，直到合适为止。
做粘豆包的馅一般是小豆馅，其方法和现在差不多。
还有一类是“江北式”豆包（就是黑龙江吉林一带人吃的那种），“细高挑”，特粘，吃起来也特“劲道”，做的方法也很特殊。做这样的豆包用不着“和面”，要把那豆馅先用手攥成大拇指粗的一寸多高的“类豆包”，放在盖帘上，做的时候，手里拿着这“类豆包”蘸上面使劲地攥，反反复复，直到那面足够厚了停止。这种豆包很费劲，技术性很强，当地人做的不多。
人们最喜欢的还是粘饽饽，这个活。家里的人都能伸上手，够得上“群众运动”。
那时的豆馅比较特别，不是白小豆的，就是“黎花”小豆的，特好吃，不像现在的红小豆有怪味。
再就是芝麻馅，就是把芝麻洗净“空”干，上锅炒了，用碾子轧了，掺些盐，就成馅了。
还有一种“苏子”馅，做法与芝麻馅相同。
做的时候，揪一块粘面，拍成饼，把馅加进去，再合上，再拍成饼，尽量圆些，好看嘛！
把做完的饼放到锅里去烙，就行了。
把剩下的全部冷冻，年后吃。
杀年猪
过了小年（或前后）就要杀年猪了，一般说来，每家都要设法养一头猪，等到过年杀，一则增加过年的气氛，改善生活，二则解决一年的吃油问题（杀年猪的过程，我有一篇专门的文章，这里不细说。）
杀完猪以后，要摆上几桌子酒菜，请来族中的长辈，左邻右舍的当家人喝点酒，吃顿饭。吃饭的时候，血肠是必有的一道传统大菜，切上一大盘子，就酒喝。酸菜炖粉条子，也是不能少的，里面放些大肥肉片子，虽然切得很厚，吃得却很香。这顿饭是十分必要的，既畅叙亲情，密切了邻里关系，也是一种礼仪和传统，更是一种文化。记得，解放后的小学《国文》课本（东北教育委员会编审）上，就有一课讲过年杀猪请老师吃血肠的事，足见这种礼仪之重。
赶年集
临近年跟前的时候，怎么也得买上一点年货，这就是赶年集了。所谓“集”就是现在所说的“自由市场”，凡是大一点的镇子都有，以县城内的为“大”。就是这样的大集，也不及现在乡镇的小集热闹。
“采购”的东西凡是家里有的就不用买，比如，鸡，现在是出奇的东西，买一只鸡几乎相当一个猪崽子，那时候，谁家都要养两只大公鸡到过年吃，当然用不着买。鱼，河里有的是，什么时候都能捞点吃。肉，家里杀猪的自然不用买，家里没杀猪的，就要到集市上砍几斤。那时没有什么包装，把割下来的猪肉，用马蔺一捆，用手一拎就回家了。鸡蛋，到了冬天，谁家也别想吃。
需要“采购”的东西主要有：敬神用的香，鞭炮、红纸、挂钱、灶王爷、门神爷、烧纸之类的东西。说这是迷信，也不全是，倒是一种精神寄托，是一种期盼，更是一种安慰。除此之外，就是买一些粉条子、干豆腐等等。
稍有余钱剩米的，还要买二两黄蘑、木耳什么的，那既是过年的，也是待客的，一般的家庭就不行了。
赶集在当时那也是一件大事，非常热闹，一个屯子里赶集的人，往往赶着一辆老牛车，大伙坐在车上，嘻嘻哈哈，很是喜庆。老牛车一走，咕咕咚咚，人们坐在车上晃晃悠悠，也蛮有意思的。
单独行动的，都是一家的老爷子，那时的老爷子可是一家之主，出门也挺“威风”，戴着一顶毡帽头，背个“前搭子”就走了，前晌去，后晌回来。老爷回来以后，首先上前迎接的当然是孩子们，如果运气好，还能得到两块糖、油炸糕什么的，不然也能吃到两片干豆腐（那时的干豆腐不像现在这样，是小张，大约有5号信封那么大，用马蔺捆着），所有的年货都在那个“前搭子”里。老爷子累了一天，喝上两盅，再睡一觉，就算享受了。
祭祖
过了小年，就要上坟祭祖了，这是绝对不能马虎的。
就是把赶集时买来的“烧纸”（就是现在烧的那样纸，不过要软得多，很像练字用的毛边纸），用“纸扼子”在上面打上“铜钱”，再分成一捆一捆的，就成了祭品。
“纸扼子”是用铁打制的二寸大小的“铁砧子”，一头是个铜钱模样，一头是一个“疙瘩”，所不同的“砧子”是不动的，而“纸扼子”被人们拿在手里，一边打，一边不断地移动。
这“造钱”的活都是小孩子们的事，他们把纸铺在比较平整干净的硬地上，在上面撒些“小灰”（柴灰），一手拿着“纸扼子”，一手拿着木榔头（不能用铁的），往“纸扼子”上打，在纸上就出现了一个个“铜钱”，一个挨一个地打，直到把纸打完为止。挨地的一层。因为沾了灰，那“图案”就更清晰了。
烧纸一般是大人的事，那时一般的家庭都有坟茔（就是有坟的荒甸子，在周围长满了树，树上搭满了老鸹窝，那老鸹特多，叫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小孩子很少到那里去，平时人迹罕至，就显得格外荒凉，在烧纸时，往往把坟上所有的草都烧光了，只等“春风吹又生了”。
这不是迷信，而是对祖先的追念，就是孔圣人说的“慎终追远”的意思了。
过小年
过小年可看是辞旧迎新的预演，隆重的仪式就是晚间“送灶”，把在“岗位”上坚守一年的灰尘满面的灶王爷撕下来，放在“灶坑”里烧了，再撒点“灶糖”粘他的嘴就行了，剩下的“灶糖”分给孩子们吃。
送财神
接近过年的时候，这送财神的就一份接着一份了，这是人们对“财”的追求与祈盼，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福，是好事，是吉利事，是不能拒绝的，既然送上门来，就必须收下，再给人家两个小钱，就算小费了。
那时的财神也不富裕，也就是A4纸那么大的一张版画，纸很薄，颜色也不均匀，“画抹添光”的。反正谁也没见过财神爷长得什么样，求的是那个气氛，讨的是个吉利，得的是安慰。
送财神的满街走，这年也就大步地向人们走来了。发财不发财，咱先不说，就是那个氛围足以给人一种温馨吉庆的感觉，实在是妙不可言的。
吹大门
“吹大门”，更是过年的重要信息，也是一道风景，过了小年到正月初五，几乎是“络绎不绝”。
能干这个事的，都是当年的“吹鼓手”，他们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和辛勤的劳动，为大家送去欢乐，同时，也能得俩小钱，也算是一举两得。
这个活很简单，一个人或两个人，手里拿着一个喇叭，因为是冬天，在喇叭的管子上罩上一个“外套”，吹的时候，手就在里面捏那些眼，就免去挨冻了。这些人一进屯子，就挨家挨户地吹，都是清一色的地方戏里的曲子，吱吱哇哇，也分不出“个数”来，有愿意听的就多吹一会，不愿意听的，给钱走人。在他们的身后，总是跟着一群孩子们，围前跑后，热闹非凡。
其实，这是一个氛围，过年嘛！毕竟得有个过年的样子，也需要制造一个喜庆的气氛，烘托人们的欢乐心情，是完全必要的。这些人的要求也不高，能给钱的当然好，没有钱的，给两个粘饽饽，也行。总之，不能空手。
贴春联，贴年画
那时的人们没有几个识字的，但到过年的时候，却没有不贴春联的。贴春联是过年的外部标志。春联一贴，“总把新桃换旧符”，满屯子通红，迎接春天，迎接好运，真是喜气盈门，那才叫过年呢！
不识字的人们就得请念过书的人代劳了，至于人家写什么，他也不知道，反正都是吉利话，那就爱写啥就写啥吧。
能代笔的人多是念过书的老“学究”，一过了腊月十五就忙起来了。需要写的，就把买来的大红纸送到人家去排号，需要写几副，都要贴在什么地方，说清楚，让人家记下来，捆到他带来的红纸上，就行了。
因为需要写的人很多，这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一般来说，老先生只管写，这裁纸的活就由别人代劳了。
对联的内容不像现在这样赶形势，那几乎都是从“皇历”上抄下来的千古不变的教条，好在人们只讲形式，不重内容，谁也不认字，也就没有什么好研究的。
贴春联是年三十上午的事，凡是门窗，不管屋里屋外，都要贴上春联。这还不算，在横批的下面还要贴上“挂钱”——一种镂刻着各种图案的色纸，像窗花似的，有大有小，贴在门上，风一吹，也很好看。在屋子里，还要贴“春条”，那是一条细长的红纸，上面写些“宜入新春……”之类的话，很有特色，现在已经绝迹了。
房子贴完了，还要在牲口圈、猪圈、鸡架、老白菜车上也要贴上“六畜兴旺”、“肥猪满圈”、“金鸡满架”、“车行千里路，人马保平安”之类的“对联”。
在门外的树上，还要贴上“抬头见喜”、“出门见喜”之类的“对联”。总之，过年时是春联的海洋，人们是特别在意的。
贴春联时，孩子们跑前跑后，把抹好糨糊的春联送给大人贴，忙忙活活，也是一道风景。
贴完春联，还要贴年画。那时的年画种类少，多是“宝贵有鱼”之类，不然，就是戏中的内容，在那个时候也是很难得的。
扫房、糊窗户
要过年了，扫房子，糊窗户又是一件家家必做的事。
这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时间，就是接近过年了，找一个比较好的天气，有太阳，没有风最好。这时，要把门窗打开（有的窗户是活的，就拿下来），把能拿的东西拿走，不能拿的也要挪动一下，由家庭主妇（或男人）用一块布把头蒙上，露出眼睛，手里拿一把大笤帚，把房“箔”和墙逐一扫了一遍，露出“本色”，弄得“冒烟咕咚”大量的“尘流”扑窗而出，就知道这扫房的意义了。第一是除旧迎新，第二在新的起点上迎接神明了。
等烟尘完全散尽，就该糊窗户了（这并非不绝对的，要视情况而定）。
那时没有玻璃，每家的窗户都是上下两开的木格子窗户，必须用“高丽纸”（类似生宣之类的纸，有暗条，韧性好，柔软，稍白，透光较好）把窗户糊上。糊完了，还要在窗纸上掸上豆油，一是增加透明度，二是为了防雨，起到保护窗户纸的作用。
一切停当，重新安好，“溜”上窗缝，把物品各归原处。坐在炕上一看，窗户亮亮堂堂，心里也亮亮堂堂。
剃头
在过年之前，最低也要在小年前后，孩子们都要把头剃了。那时孩子们没有“留头”的，都是“光葫芦”，长长了，就要用“剃刀子”把头发“剃”去。其过程和杀猪煺毛没有什么两样，这也不用请师傅，谁家的大人都会，谁家都有一把“剃刀子”。在剃头之前，大人把小孩子的头，接到热水盆子里洗一洗，把头发泡软了，擦得半干，好“剃”。大人先把剃刀子磨一磨，再在一块硬布上鐾一鐾，拿过来就开剃，很快，一堆一堆的头发被剃下来，不一会脑袋就全光了。这时谁剃个光头，那不是猎奇，就是故意出“洋相”，那时却都是这样。剃完头，大皮帽子一戴，又满街跑了。
上供
上供，那时在农村是头等大事。
上供有两层意思，一是追念祖先，二是供奉神仙，祈祷赐福，只是一种期盼。不然在那几乎绝望的年代，又能找到什么好的安慰呢，能用什么办法做一家人的精神寄托呢？这样，就不能只看作迷信了。
一般人家都要在屋里供菩萨，那是老太太们的“专利”，在屋
门后供“张仙打狗”，在“外地下”的后墙上供奉“老祖宗”，在前门后供奉“门神爷”。不知为什么，“胡仙”要有单独的“庙宇”——胡仙堂子，坐落在后园子里。一般说来，这胡仙堂子就是“微缩”的庙宇，大致有半人高，还是砖瓦结构，很“气派”，那里面只能有仙位，放供品、放香炉的“平台”。人进不去，人要上供，必须爬着，把头伸进去，摆供品，烧香，磕头（都是孩子们的事）。有条件的人家可以大一些，这就看情况了。“灶王爷”要供在灶台的前方，那是一张板画，在每年小年那一天要“送旧迎新”。两边的对联是千古不变的“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一家之主。”“门神爷”供在前门的门后，只有一个位子，空享香火。在上供之前，小孩子先把“香碗子”（即香炉，这是代用品）撤下来，把里面的香灰筛了（时间长了香灰“发死”，即结块），用细筛子一筛就软了，便于插香。筛完了，重新装好送回原处。
最隆重的仪式就是供“大祉”。大人们先把供“大祉”用的桌子、香炉、烛台、铜钱、桌围子找出来，准备好。
把“保险灯”找出来，把灯罩擦亮，把灯油上好，还要把灯笼糊好。
（编辑/紫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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