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话说文革》之十
波尔布特:暴政者死无葬身之地
佚名
目次
神秘政党的惊世之举周恩来的善意劝告
令人愕然的“革命化”
以新错掩旧错而愈陷愈深
波尔布特其人其事
按：在“左”的思想泛滥的７０年代，波尔布特的名字在中国人中间并不陌生，一度还成为宣传媒介中的明星。从各种材料看，波尔布特出身一个农村的家庭，在当地家境却算中上等。据说他有一个在王宫里服务的亲戚，因此能与普通失学的穷家孩子不同，读完寺庙小学又到金边上中学，接着考上电工技校，１９４９年又以官费留学法国。在那里他接触到马列主义，并于１９５１年加入法共，１９５３年回国后进入革命组织，几年后就担任了最高领导。应该说，在法国，波尔布特曾接触过现代文明，并与本国的落后面貌对比形成巨大的心理反差，他后来极为激进的变革思想很大程度上是由此引发。不过从波尔布特回国后几十年的种种作为来看，更多地还是受到生长环境中落后性的影响，并带着寺院神学教育的某些神秘、虚幻特色的烙印。
神秘政党的惊世之举
国际上注意到波尔布特领导的组织，是在７０年代的印度支那抗美战争期间。不过令人困惑的是，这一组织的名称长期不公开，西方称之为“红色高棉”。
按照现代政党的基本法则，公开自己的旗帜和纲领是存在发展的前提要求。波尔布特在这方面却是创造了一个世界性的奇迹，不但进行夺权斗争时隐藏自己的旗帜，执政两年多也不宣布党名。直至１９７６年末，祝贺越共四大时公开发出一封电报，落款也用的是“柬埔寨革命组织”。至于其国内的广大百姓，长期只知道自己被一个神秘“组织”管理。
若是波尔布特始终不公开党名，倒也免得在世界范围败坏了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的名声。然而他本人于１９７７年９月访问北京时，又突然向外界公开了自己已成立１７年的党名为柬埔寨共产党（过去曾称高棉劳动党），并自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
这个党虽有工人阶级先锋队之名，内部的组织和活动形式却充满了古老的秘密会党特点。波尔布特虽有书记的职务，在党内却呼为“一号兄弟”，他的副手农谢称为“二号兄弟”，颇有帮会老大的气味。党内也没有代表大会选举和研究通过党纲党章之类活动，各级干部都由指派产生。虽说最高领导层有几人是留学法国的知识分子，基层干部却大多数是不识字的贫苦农民（当时柬国内民众百分之九十是文盲），党内也不组织政治理论著作的学习，而只听“书记大叔”从神秘渠道发布的指令。
夺取全国政权后，波尔布特等人仍病态似地疑神疑鬼，强调“秘密工作是一切的关键”。待到公开党名后，马上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实行个人崇拜。波尔布特突然在世界舆论和柬国内百姓面前出现，其巨幅画像便迅速悬挂在全国所有的公共场合，并被称为“书记大叔”、“党心”，或直接被呼为“组织”。
从农村根据地起家占领城市后，这个神秘组织立即采取了一项“打扫干净”的惊人之举。当时金边有２００万居民，占当时柬埔寨人口的四分之一，大部分是战时涌入首都的难民。红色高棉以美国飞机将要轰炸为名，将全部居民驱赶出城，只许随身带着细软。结果金边变成一座死城，三年后去看，多数房子还是人去楼空，收音机之类还留在屋内积满灰尘。
居民们徒步出城后，大都被分配到边远的农村。沿途风餐露宿，患病者甚多又无医无药，路边遗尸枕藉。
红色高棉当时还驱赶了金边的全部外国记者，对８６个承认民柬政权的国家中只许１２国派来外交官，而且平时不得走出大使馆（对中国、朝鲜两国使馆还算有特例），不得用电讯联络。如此封锁信息，使柬埔寨一时被西方新闻界称为“国际政治空间中的黑洞”。
周恩来的善意劝告
波尔布特等人把全体城市居民驱赶下乡时，正值中国大力开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高潮，有些欣赏极“左”思想且又不了解真相的人还援引柬埔寨的例子。
此时的周恩来虽然已经在医院中卧病不起，对柬埔寨的做法仍表示出担心。１９７５年１０月，柬共代表乔森潘、英萨利来华邀请西哈努克回国。临行前，他们曾向重病中的毛泽东辞别，此时还充满晚年理想主义的伟大领袖大概也预感到西哈努克一家会有不祥的遭遇，因此专门嘱托英萨利告诉国内的领导人，不要虐待莫尼克公主和她的两个儿子，不要强迫他们去干重体力劳动。据西哈努克回忆，这一嘱托在自称是毛泽东学生的波尔布特那里还是发挥了作用，才挽救了他的夫人和两个幼子的生命。而其他家族成员，大都因无法适应农村艰苦环境而病饿丧生。
当乔森藩、英萨利到医院向周恩来辞行时，重病中的总理语重心长地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想对你们提点建议：不要企图通过一个大跃进就想达到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共产主义道路上稳步前进。你们的目标并不是要立即实现共产主义，而是逐渐向社会主义迈进。如果你们抛开谨慎和明智的作法，那肯定会给人民带来灾难。”
此时的周恩来对国内极“左”政策的恶果已是痛楚在心，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又不可能真正进行总结，不过他还是语意深长地对客人说：“如果有人想通过短短的一跳就完全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顾人民的思想状况及民族的现实，那肯定把人民和国家拖进灾难的危险。我们中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提醒你们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
周恩来这段话表达的思想，在三年多以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终于得到肯定，而在柬埔寨则未被理睬。波尔布特等人甚至已向党内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如果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对那些缺乏我们这样成就的国家产生重大影响。”
此时，尽管民柬将中国视为惟一外援，不过可看出波尔布特已想后来居上，在施政上要超过苏俄的“军事共产制”及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
令世人愕然的“革命化”
占领金边后，波尔布特马上宣布要建设一个“没有富人和穷人，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理想社会。
波尔布特等人打扫城市时，只留下进驻的党政军部门和极少几座工厂（还主要服务于政府机构需要）。接着又在全国建立农村合作社，农民和下乡的“新生者”除了保留睡觉的铺盖外，其他私有财物全部充公。每个村成立一社，三十至四十家编为一个大组，每组成立一个公共食堂，每十人一桌吃大锅饭。外国参观者看到的景象是，合作社天天吹哨出工和下工，田间地头插着红旗，一片片黑衣人围着汗巾在挖土挑担。
红色高棉否认商品和货币的作用后，国内生产便不讲核算只讲需要，对国外没有贸易只要求无偿援助。保留下来的工厂也要求“亦工亦农”，达到粮食自给。工人上班之余种的粮不够吃，大锅饭供应不上只好终日喝大锅粥。合作社社员对粮食之外的生活必需品如盐、油和衣服之类因无法自给自足，只有由国家统一配给。民柬就此向全国老百姓和军人只发统一样式的黑色“革命服”（其实从军事角度看此颜色也不利于伪装），每年一人两套内外衣裤和围脖的水布一条，禁绝其他服装。姑娘穿花衣服更被定为“资产阶级思想”。那时在国外报道中，就此把整个民柬社会称为“乌鸦队”。
为了刺激人心，民柬在１９７７年提出了实行“超大跃进”的口号。在毫无矿石资源的条件下竟提出要钢铁自给，并准备建厂大炼。生活上提出奋斗的目标是——“今年每人每星期要吃两个水果！明年达到每两天吃一个水果！后年达到每天一个水果！”令后人感到尤其荒唐的是，民柬借口防止反动势力串联，还取消了邮电和公共交通，老百姓不能通信，非担任公差外不得离开自己的工厂和合作社外出。国内的汽车、火车只供政府机关和军队使用，乘坐者必须有单位的公出证明（因废除货币已无法买票）。在此空前的封闭隔绝状况下，除了秘密外逃者，普通民众全被禁锢在土地上，被拆散了家庭的成百万人不仅三年多时间里无法相聚，而且大都不知亲人的下落，只有拜托偶尔因公外出者代为打听或捎带口信。
为了“彻底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民柬当局规定知识分子不许相互通婚，如男学生必须找农家女，且由领导指定。已婚的青年男女又大都被分开编组，一两星期才许团聚一次。孩子七岁以上也必须离开父母，集中参加放鸭、编织一类劳动。波尔布特还不无得意地夸耀这种“创举”，称其能彻底消灭家庭私有观念。
以新错掩旧错而愈陷愈深
波尔布特的恶政，自然激起人民的强烈反对，也造成了民柬内部的分裂。如第四师师长韩桑林就率部投奔越南，现任的首相洪森便是当时该师的第二十一团的团长。对大批部下和民众的反抗和出走，波尔布特等人不反省自己的政策错误，反而一味归罪于“敌特破坏”（直至他１９９８年死前对美国记者谈话时还如此认为），于是加紧株连和追杀，又造成更多的反抗和出逃，形成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
当时红色高棉在民间建立了严密的监视网，宣称“革命组织有千百双眼睛，如同菠萝一样”，谁发泄不满言论马上会大祸临头。在金边执政三年间，民柬在党政军内部又搞了四次大肃反。据宣布破获了所谓四大特务系统，即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越南和台湾的情报部门的特务组织。一人被打成“特务”，部下、亲属都遭牵连。在严刑拷打下又攀咬他人，“逼供信”而来的口供越追越广。结果是参加红色高棉的华侨差不多都被打成台湾特务。１９５４年日内瓦协定后撤到越南北方的千余名原印支共柬籍人员在７０年代初回国参战，也被一古脑定为越特。
更可怕的是，红色高棉不制定法律，只有内部的秘密保卫组织而没有司法机构，对惩处者无判徒刑一说，认定有罪的所谓特务、破坏者以及异国战俘只有一种对待——处决。在民间则采取警告，三次警告以上也是处决。
如民柬革命军总参谋部中除了总参谋长宋成一人外，所有人员都被捕杀。据金边陷落时被缴获的肃反机构“Ｓ－２１”的口供记录，连宋成也列入了黑名单，只因他在前线指挥而得免。
至１９７８年遇到外国进攻时，潜在的危机终于总爆发。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下旬，民柬大多数军队几天内便失去掌握，各省区的党政机构和合作社也一朝瓦解。干部弃职而逃后，茫然的民众先是蜂至粮仓抢食，接着便是寻找原来家园和亲人的全国大流动。波尔布特在金边陷落的前一天才明白大势已去，乘一架直升机仓促出逃。政府职员于１９７９年１月７日正常上班时发现已领导，只好各自东西。
民柬逃到梅莱山区后，实际上已亡了国。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波尔布特于１９８１年正式宣布解散柬共，自己退到幕后，从此又亡了党。此后他对属下的一批人明确说：“我们生存的基础是农村，而不是共产主义”。这个过去就以神秘著称的组织，再度回到秘密状态之中，而且还没有了明确政治信仰，成为只讲狭隘民族口号的农村武装集团。
从某种意义上讲，波尔布特此举此话，倒是对红色高棉这一组织恰如其分的定位。
１９８９年越南撤军后，柬国内几派于１９９１年合组联合政府。波尔布特因害怕民众重提旧账不敢重返金国，仍割据山区，从而自绝于国内政治生活又失去外援，处境空前孤立。
经过一系列兵变之后，波尔布特已成了孤家寡人。７月２５日，红色高棉举行公判大会，以谋杀、虐待和腐败罪宣布对波尔布特实行终生监禁。翌年４月１５日，在外界盛传要把波尔布特交付国际审判的时候，这位监禁中的６９岁的老人突然死亡，究竟是因病还是被谋害至今仍有不同说法。他死后，红色高棉的残余人员也最终散伙，这一组织在历史上终于打上了句号
波尔布特其人其事
照片上的人是波尔布特。如果你在城市的街道上、城郊的旷野上、乡村的地头田埂上见到他，你会觉得他是那样的平淡无奇，和善慈祥。也许你会亲热的喊他大叔、老伯或爷爷。
然而他不是这样子。他是一只冷酷的野兽、一种冰冷的理念与信念的化身，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符号与象征。
这个——好吧，我们暂时还是称他为“人”吧。
这个出生在1925年3月的柬埔寨人，一个富裕家庭的子弟，人们都说他待人接物儒雅温和，彬彬有礼。据他的哥哥沙洛苏昂说：他小时候“胆小温顺，看到家里杀鸡也会躲的远远的”。作为佛教国度的柬埔寨，他像其他柬埔寨男孩一样，六岁时就走进寺院做起了小沙弥。12岁时他还俗了，再就是读书读书，结业的学校在国外——法国巴黎的一所无线电学院。这是一个少年时代浸淫在佛教氛围中的人，青年时代又生活在开明、贵族气息、艺术氛围极浓的巴黎。然而，这一切似乎并没有对他产生影响，他却在巴黎选择了一条另外的信仰之路：“柬埔寨马克思主义小组”。这个小组的人后来有一些成为柬埔寨共产党的骨干。
波尔布特是一个斗士。1952年7月回国后就参加了森林里的抗法武装斗争，为柬埔寨的独立奋斗。到了1960年3月时，他已经是柬埔寨“高棉劳动者党”的三常委之一了，进入柬共的颠峰圈子。按中国一些人的观点和看法，他也可以被称之为是一个“卖国贼”。1966年“高棉劳动者党”更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后，因为遭到西哈努克王国政府的通缉，他以访问的名义逃到越南，在那里接受了三个月的革命理论培训，胡志明、黎笋经常宴请接见他，然而，双方各怀“鬼胎”，关系并不亲密。1965年11月，他来到中国，一直逗留到次年2月才返回柬埔寨。他终于发现了，他的理想宗旨的本义在中国——“毛泽东思想”。
1970年后，为了抵抗美国支持的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政变上台，他和流落中国的西哈努克亲王前嫌冰释，联手抵抗，并在中国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下，于1975年取代西哈努克亲王，夺取了全国的政权。
柬埔寨人的大灾难开始了，这源于他那超前的“社会主义实践”。
红色高棉占据金边的第二天，两百万居民就被以“反对吃闲饭运动”的名义赶到了乡下，连老弱病残也不能幸免。柬埔寨全国的城市在数日间就变成了沉寂的死城。城市消失了，号称“东方巴黎”的金边，也变成了无居民的鬼城。知识是祸害，知道的越多人的头脑就会越复杂，坏主意也越多，就需要改造；改造不好的，就要消灭，简单到消灭肉体。举凡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僧侣、少数民族，统统在他的杀戮之列，柬埔寨遂成为血腥之国。
这个人此时已经远远背离人的概念了，变成了魔鬼，尽管他面容上还是那样温和、仁慈。
在他那短命的统治柬埔寨的3年又8个月时间内，仅有500万人口的柬埔寨，就被处死200万人。处死的方式和手段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的革命者为了节省子弹，干脆就采用原始的方式，用锄头铲断囚徒的脖子！此外，据宣布破获了所谓四大特务系统，即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越南和台湾的情报部门的特务组织。如果一人被打成“特务”，部下、亲属都遭牵连。在严刑拷打下又攀咬他人，“逼供信”而来的口供越追越广。结果是参加红色高棉的中国华侨差不多都被打成台湾特务。１９５４年日内瓦协定后撤到越南北方的千余名原印支共柬籍人员在７０年代初回国参战，也被统统被定为越特。越南培养的共产党员被清除了，和自己意见相佐的法国留学生出身的干部被清除了，直到临死前，这个嗜血成性的诡异动物还杀害了和他患难与共的得力干将宋成。
我相信波尔布特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这样做的，我也相信他坚信自己伟业的正确性，为了实现他的“理想”，柬埔寨人再杀掉二百万他也会觉得理所当然与应该，只要是他认为需要的话，只要是他觉得有必要的话。
波尔布特不是一个人，可以说他是一种理念与邪魔铸就成的怪物。
他自称自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和执行者。
柬共党内从不喊他名字和书记的职务，喊他为“1号兄弟”、“书记大叔”、“党心”……或者说直接喊他“组织”。他自认为自己的理想是崇高的，他宣称要在柬埔寨建设一个“没有富人和穷人，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理想社会。农村合作社成立了，一切财物都充公；公共食堂建起来了，每十人一桌吃大锅饭；合作社社员对粮食之外的生活必需品如盐、油和衣服之类因无法自给自足，只有由国家统一配给；服装由民柬政府统一发放，老百姓和军人统统一身的黑色“革命服”；每年一人两套内外衣裤和围脖的水布一条，禁绝其他服装；姑娘穿花衣服是“资产阶级思想”……当时国外报道中，称整个民柬社会称为“乌鸦队”……为了刺激人心，民柬在１９７７年提出了实行“超大跃进”的口号，在毫无矿石资源的条件下竟提出要钢铁自给，并准备建厂大炼；生活上提出奋斗的目标是：“今年每人每星期要吃两个水果！明年达到每两天吃一个水果！后年达到每天一个水果！”……为了“防止反动势力串联”，邮电和公共交通被取消，老百姓之间不允许通信；非担任公差外不得离开自己的工厂和合作社外出。国内的汽车、火车只供政府机关和军队使用，乘坐者必须有单位的公出证明（因废除货币已无法买票）。在此空前的封闭隔绝状况下，除了秘密外逃者，普通民众全被禁锢在土地上，被拆散了家庭的成百万人不仅三年多时间里无法相聚，而且大都不知亲人的下落，只有拜托偶尔因公外出者代为打听或捎带口信。为了保证人民对自己的“忠诚”，红色高棉在民间建立了严密的监视网，宣称“革命组织有千百双眼睛，如同菠萝一样”，谁发泄不满言论马上会大祸临头。更可怕的是，红色高棉不制定法律，只有内部的秘密保卫组织而没有司法机构，对惩处者无判徒刑一说，认定有罪的所谓特务、破坏者以及异国战俘只有一种对待——处决。在民间则采取警告，三次警告以上也是处决。
好一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波尔布特，为了“彻底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民柬当局规定知识分子不许相互通婚，如男学生必须找农家女，且由领导指定。已婚的青年男女又大都被分开编组，一两星期才许团聚一次。孩子七岁以上也必须离开父母，集中参加放鸭、编织一类劳动。波尔布特自豪地将这一切夸耀为自己的“创举”，称其能彻底消灭家庭私有观念……然而，当后来民柬被打败、逃到梅莱山区后，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波尔布特于１９８１年正式宣布解散柬共，自己退到幕后。此时他说了一句心里话：“我们生存的基础是农村，而不是共产主义”。此时的波尔布特集团，连他的政治信仰都取消了，回归自己只讲狭隘民族口号的农村武装集团的本质。
此时他们已经变成隐身山林的丧家犬了，波尔布特也成了孤家寡人。
１９９１年７月２５日，红色高棉举行公判大会，以谋杀、虐待和腐败罪宣布对波尔布特实行终生监禁。翌年４月１５日，在外界盛传要把波尔布特交付国际审判的时候，这个69岁的妖魔突然死亡，究竟是因病还是被谋害至今仍有不同说法。
一个邪恶的妖魔离开了世界，一个血腥残忍的组织在历史上打上了句号，烟消云散。
中国人喜欢说忘掉过去，面对未来。其实准确的说是：是让你忘掉过去的错误，好处是绝对不可以忘记的，而且还要发扬光大。柬埔寨人不是：现在的柬政府决定在前红色高棉政权残杀近200万人的森林兴建波尔布特主题公园，并与著名文化遗产景点吴哥窟串连发展成旅游景点。遭到死难者家属反对后，遂计划在距首都金边西北320公里的安隆汶，即红色高棉游击队到1998年一直活跃的区域，重建办公室和兵营等大约26个历史景点，当中包括复制前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于73岁逝世时的房子。埔寨旅游部长则坚称，安隆汶开发计划有其意义，除了发展旅游外，也可提醒后代毋忘历史，毋忘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后的3年恐怖杀戮惨剧。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不忘记历史的目的是为了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应该肯定，什么应该抛弃，一个连是非善恶、连崇高与卑鄙都分不清楚搞不明白的民族，谁敢说将来不重复历史呢？
不要让历史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而是要让历史回归它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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