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一梦

祖母在九十岁上走了。查不出什么病，就是老了。老了，入土为安。

父亲把鞍山城区周边的几个公墓一一看过，选了千山西麓的“莲花”。

这是不是祖母的意思？祖母想没想过落叶归根，死后归葬辽阳老家？说不准。老人家活着时爱念叨：“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她把自己的晚年，包括身后之事，全交给父亲了。

祖母还爱念叨：“家有长子，国有大臣。”祖母笃信这些老话。在我们家族的同辈人中，我是长子，父亲是长子，而祖父也是长子。在中国的文化内涵里，长子之于家族，不但是一种象征，更是一种责任。

祖父去世早。家中有张珍藏的老照片：祖父捻着手串，端坐在雕花椅子上，旁边是摆放着鲜花和茶具的圆桌。黑礼帽、黑长衫、黑皮鞋。年轻、俊朗，眉宇间有一股英气。“文革”时，祖母怕这张照片给父亲招来麻烦，要烧，父亲没让，只是从墙上摘下，放到了箱子里。父亲在选了“莲花”之后，把祖父的这张照片重新翻拍，放进祖母的骨灰盒，一起安葬了。

时间 ，回到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往返于南满、北满做生意的祖父，忽然客死在“北边外”的牡丹江，享年不到三十岁。二十八岁的祖母，正在菜园拔草，听到凶讯，当即昏死在地里。

曾祖父是村里不多的识字人，一生靠木匠手艺养家。这时硬撑着，从老家走四十多里路到辽阳，然后坐火车，辗转去了他从未去过的那个城市，见他从未见过的那些个人。祖父的孤魂从此就留在了寒冷的牡丹江，只有几件衣物被曾祖父带回了老家。

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祖父还健在，父亲按他的回忆，到牡丹江去寻找祖父的遗骨。世事沧桑，连埋葬祖父的野地荒坟都找不着了。

父亲曾跟我说，你爷爷到底是怎么死的？跟日本人，跟和他有生意往来的那些人，有没有关系?弄不清了。只能说他是得了“伤寒”，不治而亡。不能亲手安葬祖父 ，甚至连埋骨之地都找不到，是父亲一生无法解脱的痛。

祖父去世那年，父亲八岁，下边还有五岁的叔叔、二岁的姑姑。祖母是怎么领他们活过来的？尽管有曾祖父、曾祖母在上边照着，孤儿寡母的艰难，还是令人无法想像。父亲十二岁辍学，进城当学徒：叔叔得病发高烧，没钱，躺秫秸捆子上听天由命，左臂落下残疾。姑姑还好，读了六年书，解放了，有机会进城工作，每天来回四十多里路，跑通勤 ------这些，是我长大后，从母亲嘴里陆陆续续听到的“家族故事”。而祖母似乎从未和我念过这些“苦经”。跟众多的中国农村妇女一样，祖母温良慈爱的外表下，藏着颗既坚强又平和的心，尽管祖母不识字，不会说“向前看”，说“面包会有的”这一类话。

因为是家族中的长子，长孙，长重孙，我的出生给这个四世同堂的穷苦之家带来了欢乐和希望。即使在我成年之后，母亲也时常说起我小时候被全家上下娇惯，磨人磨得没边的往事。我的乳名叫“高人子”，是曾祖父起的。在放下做木匠活的锯子斧子，直直腰的功夫，老人家也会拍拍沾着木屑的围裙，用双手一次次地把我举到半空中，看我蹬着小胳膊小腿咯咯笑，他嘴里就唸叨信口编的词：“高人高，高人大，亮亮亮亮，亮亮吧！”冬天，怕我冻着，曾祖父时常把我塞进他的大棉裤裆里。我拉了尿了，他不烦不恼还哈哈大笑，说什么“猫尿狗尿一擦就掉”。曾祖母是个爱美爱干净的老太太，黑大绒帽子上总插着鲜艳的绢花。她没事爱抱着我这个大重孙子，前街后街东邻西舍满堡子“显摆”。谁家要不给我拿出点好吃的东西，老人家就生气了，抹身就走，下次再不登门。她辈份高，谁都礼让三分。至于祖母对我的疼爱就更不用说了。该吃饭的时候我不吃饭，满院子乱跑。祖母一手捧碗，一手拿匙，在后面跟着转，逮住机会就往我嘴里填一匙。祖母下地拔草，我也要去，她就揹着。到地里没拔半条垅，我渴了，要喝水，她就又往家揹。喝完了，闹着要回去，她就再揹上我回地里。这样反复折腾，“一上午没拔完两条垅。”祖母听母亲说这些旧事的时候，很享受，我看见她连眼仁都在笑啊！

祖母二十八岁上守寡，一辈子没有再嫁。她苦了自己，圆了这个家。父亲性格刚烈，脾气大，对我们兄妹严厉有加，但对祖母、曾祖父、曾祖母却从未拉过脸，高过声。“三年困难时期”，全家人都吃不饱。父亲在炼钢厂上班，整天烟熏火燎，两头不见日头，很累。早上，母亲用小搪瓷盆给父亲蒸干饭，父亲从不吃光，总要剩一些，放下筷子，骑上车走了。祖母把父亲有意留给她的饭，这个拨点儿，那个拨点儿，母亲的眼圈就红了。祖母患上了浮肿病，两条腿肿得发亮，一按一个坑，半天起不来。

一天，西楼门一楼的大嬸给家里送来两包油糕，祖母碍于邻里情面，推不掉，就放在箱盖上。父亲晚上回来知道后，非常生气，跟祖母说：马上给人家退回去。这事，放在一辈子没和人红过脸，没踡过人家面子的祖母身上，实在是太难了。但父亲说了，再难，祖母也办。她让我陪着，在人家门外转了好半天，还是敲开门把东西退了。我现在还记得祖母一脸尴尬，嘴里不知说什么道歉话才好的样子。

1959年，祖母跟我们进城生活以后，曾祖父、曾祖母继续在乡下老房子住着，和老爷、老奶一块儿过。祖母、母亲时常打发我回老家，送些从粮证上省下来的米面。困难那年，我十几岁，用父亲的自行车，驮着家里不舍得吃的十几斤白面，一只母鸡，从城里回乡下。进屋，看见八十多岁的曾祖父、曾祖母正对坐在炕上，吃掺着榆树皮的高粱糊糊。那稀稀的红色和粘粘的白色，从此堵在我的心里，再也下不去。两年间，曾祖父、曾祖母相继过世，躺进了自己事先准备好的两口榆木棺材。那年头，死人太多，有些人死了，只能用家里的大洋箱装殓。曾祖父、曾祖母毕竟八十多岁了，他们的死，还不算太惨。村里人尽是老亲故旧，在曾祖父的丧事上，不少人主张“大办”，起码得叫两班鼓乐来吹打吹打。这事，没我说话的份，老爷、姑奶等老辈认可，父亲反对。结果是折中，叫了一班。以父亲的性格，他坚决反对的事，很难办成。我想，父亲一定是念着曾祖父这辈子的劳苦、恩德，才有意在讲“原则”的年代，含糊了一下。

曾祖父的坟是新起的，在村东只剩下高粱茬子的大田里。北风吹着纸钱，那坟，就显得很清寂孤伶。向东，不远处，有片叫东沟的土坡，那里曾是齐家老坟。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在平坟运动中给平了。合作化那会儿，老坟还在。逢年过节，曾祖父领我去上坟。因为不但有馒头吃，还能趁机去平时不能去的老坟地里野一野，觉着挺好玩。那是好大好大的一片坟地，长着槐树，艾草，还有一种叫“欧粒儿”的野果，红红的、圆圆的，吃到嘴里又酸又甜。

还是在清朝顺治年间，因为连年战乱，其“祖宗龙兴之地”也荒芜了。朝廷大规模地从关内向东北拨民。齐家的两位老祖（老哥俩）从山东“小云南”起程，挑着担子，出山海关，一步步走到这里。他们看长满荒草的平原上，有一条东西流向的小河，两座烽火台，一口老井，就撂下担子，搭窝棚安身，拿镢头开荒，慢慢聚集起一个后来叫齐二台的小村落。记得我曾祖父名讳桂龄，排行第五，和他平辈，乃至上辈们的名讳我已说不上来。闯关东过来的这两位老祖，死后留下了一东、一西两块老坟地。我们这支人，到曾祖父时已历经好几代了，死后就葬在东边的老坟地里。

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老坟地北面正中，是一个最高、最大的坟包。有没有墓碑呢？当时也不认几个字，没在意。冬天，坟包上有寸把长的草茬，不是枯黄的那种，是青灰色的一片。曾祖父总是先给这座坟摆上贡品，然后烧纸燃香，让我趴地上磕头。说：这是我们家的老祖宗，到啥时候也不兴忘了。以下，一一如仪。我那时小，不知道什么是忧伤悲痛，反正曾祖父叫磕头就磕头，磕完了好吃上贡的东西。在我吃这吃那的时候，曾祖父默默地拿一大叠黄纸，在坟地外头找个地方接着烧。我问曾祖父，不是磕完头了，还烧纸干啥？蹲在地上拨火的曾祖父叹口气，说：还有过往的孤魂野鬼啊！我听不懂，多少年后才忽然明白，那一刻，曾祖父一定是想起了他那埋在牡丹江的大儿子——我的祖父。

夜静人深，坐在我那间名为“抱膝庐”的书房里，对灯出神，忽然思想起：“如果祖父不死，我们这个家族后来会怎样，父亲会怎样”的问题，比较经济更比较政治。好象可以有多种假设，多个变数，但，祖母这辈子就没了无法弥补的缺憾，是一定的。那不是吃什么、住什么，也不是儿孙所能给予什么的问题。

父亲给祖母选“莲花”做安息之地，用心良苦。除了周遭青山环抱的环境，很重要一点：墓穴在半山，前面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路。如今，城市拥挤不堪，墓地亦然。密匝匝一片又一片的白色中，能空出条疏朗的小路，实在不易。祖母晚年住的房间有一排朝南的大玻璃窗，窗前是花木扶苏的小院，隔着栅栏，是一条幽静的小柏油路。少有汽车通过，但不乏行人。祖母晚年就坐在床上，看小院里的花木，看栅栏外的行人------父亲的心思，我应该没猜错。

祖母去世八年后，母亲也去世了。母亲的身体一向还好，不料却在我女儿去美国留学的那天，被检查出患了癌症。头天晚上，妹妹说她有事，不去机场送行了。匆忙之中，我也没多想。送走女儿，回家整理她住过的房间，老伴禁不住掉眼泪。我在想词儿开导她时，妹妹来电话，说刚从医院回来，母亲病了，是癌。因为事先没任何征兆，我和老伴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赶紧往母亲家跑。母亲很平静，在日后的日子里，母亲也一直这样平静，直到我双手抱着她，在救急车上悄无声息地闭上眼睛。母亲患病后遭了不少罪，光大手术就做了三次。最后一次，胆道改道，母亲说什么也不肯做了。我抓着她的手说：妈，你一定得做，做完，病就好了。父亲说：做吧！你没看老大都急哭了。母亲说：那就听我大儿子的，做!母亲又遭了一次大罪。看着术后身上插着五六根管子的母亲，我心如刀绞。终于，我们不承认也得承认，母亲的生命是难以挽回了。我和弟弟、妹妹开始悄悄给母亲准备后事。母亲知道，但不说，也不问。只是静静地躺在床上，一盘又一盘地听我从电台给她借的那些评书录音带。我找个时机，把墓地的情况婉转地透露给她，说，就在祖母的东边不远，前面是同一条小路。母亲平静地说：那好。本想再说点什么宽慰话的我，瞬间失语。

送走了母亲，父亲把我们叫到楼上，从衣橱里拿出几包钱。父亲说，这是你妈的意思，一家一份。我们不要。父亲说，这钱早就准备好了，放我这也没用，都拿着吧！望着半倚在母亲床上，一夜间就衰老了的父亲，我们不敢嚎陶痛哭，忍着，忍着，泪水还是止不住流了出来。

此后的两年时间里，父亲一天比一天消瘦，一米七八的个子，体重减到八十多斤。鞍山、省城、京城的专家，对病因的说法不一。血栓了两次，幸好都抢救过来，没有留下后遗症。父亲生命的最后两个月，是在医院度过的。一辈子要强的父亲，此时，从坚持在走廊里自己走，到要人扶着走；从可以在室内坚持站一会儿，到只能卧床，连翻身都要我们帮助------我痛苦地感到，人，确实可以一夜变老，确实可以转瞬之间就撒手人寰。除最后的弥留之际，父亲的思维一直是清醒的。我感觉他在努力控制自己，少支使我们，少叫大夫------“自己能挺就挺，少给人找麻烦”。父亲把他的这一人生信条坚持到了最后。关心我们的亲戚朋友都以为父亲临终前会跟我们说些什么，起码，安排一下后事------但是，没有。父亲一句也没提起，包括“莲花”。我敬佩父亲，他是真的豁达，真的把所谓的“身外之物”放下了。“后事，自有后人管”。这话，父亲没说，但我想他一定是这样想的。

母亲的丧事，女儿没回来；父亲的丧事，女儿也没回来。想回也回不了，有签证挡着。一去五年。终于等到我可以领着女儿，还有他丈夫，一同去莲花公墓的那天。

雪后。空山寂寂。墓地的小路有人扫过了，一排排墓碑却还立在深雪里。父母墓前，两棵柏树依然绿着-----女儿、女婿分别在她们的曾祖母、祖母祖父墓前燃香，鞠躬-----起风了，朔风吹雪，天地苍茫。回程，车子在本就不平又积了雪的路上颠簸着，谁也不想说话。女婿紧攥着女儿的手，一直到家。

生老病死，人皆难免。只要活有立身之地，死有安息之所，来了，又去了，也就不要太过感伤！

谁能留住匆匆逝去的岁月呢？在青了又黄，黄了又青的东山，我和老伴在少有行人的小路上慢走。偶而，会看到谁家偷葬的新坟。老伴说：我死了，你就弄个朔料袋，把骨灰一装，往这山里一埋------我说：塑料袋不行，那东西不透气，憋的慌，弄个牛皮纸口袋吧？

这当然是玩笑话。可我们终究也得死，死后葬哪？莲花？恐怕到那时我们就说了不算了。后事，自有后人管，我们就“活好现在的每一天”吧！好象在哪听过这话？想不起来了。老伴说：那不是《泰坦尼克号》里，那个美国小伙子说的吗？老伴不想美国，只想还在那里的女儿，我们的女儿！

                    2010，7，9，于借山室。

（编辑/秋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