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哥

小说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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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小说》，什么意思？嬉兮吁兮嗟叹兮？都不是。小说是名词，也是形容词，旧时用来形容街谈巷语的“琐屑之言”。故而前一个“小说”即琐屑之言——以琐屑之言说说小说。

小说的热闹成就于小说家孤寂的日子。如果小说家的日子热闹了，小说就要孤寂了。

但是，真的小说家孤寂了，真的小说好像也孤寂了。倒是有许多关于小说的刊物和小说的出版物，读者呢？大抵都是写小说和编小说的，有不写不编的，是研究小说的。金融界从医学那儿套了一句术语叫“体外循环”或“体内循环”，说的是资金流向问题；小说也可以套用一下，小说基本是“体内循环”。

或说小说也很热闹，金庸卖的就很好嘛，琼瑶卖的就很好嘛，连张恨水馊了多年的冷饭加了些现代作料炒得也很香嘛，连捧了他们衣钵的后学们也都销得很畅嘛。但是问题是，那种用千篇一律的武侠套路、爱情套路、语言套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般的人物套路构成的、让单田芳先生拿过去就可以当评书讲的小说，以现代的小说理念去衡量，还叫不叫小说？

当然叫小说，不叫小说叫什么？你说叫什么？人家那不叫小说，你那叫小说，你叫小说怎么没人看呢？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是不是？北京话说你找抽啊！东北话说你找踹啊！——不写不编也不研究小说而读小说的，一百个人估计会有八十个人这样回答，那二十个人有十个人在磨拳擦掌，有十个人在找家伙……

看来真正意义上的小说的确是舶来品，所以国人始终不肯像关注戏曲那样给它一个确切的定义。京剧就不会被看成是评剧，越剧也不会混同于黄梅戏，为什么？国粹呀！而通常意义上的小说，在中国的文艺史上，搜神志怪，异史奇谈，评书平话，甚至街谈巷语，都可称为小说。于是孰高孰低，孰俗孰雅，就成了食之无肉、弃之有味的鸡肋问题。

曾经试想小说也像西方某些党派那样，分成小说左派，小说右派。但是接下来还有问题：左派好，右派好？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再说了，左派右派就能划清不同的小说体式吗？小说体式多了，单是沈从文、汪曾祺这样的一个个体，你就很难分清他们的小说与散文的界限。目前许多电视连续剧，都把剧本弄成可以阅读的长篇文字材料出版，卖得甚嚣尘上，人家自己叫小说，买的人也都叫它小说，你敢不叫它小说？瞧见没，找家伙的已经绰棒在手了（还有拿笤帚和拖布的，那是被“日剧”“韩剧”麻倒的家政服务员）。

是的，应该叫小说。鲁迅的《阿Q正传》叫小说，张恨水的《啼笑姻缘》也叫小说。好比歌唱，《我的太阳》是歌唱，《翠花上酸菜》也是歌唱，而且比《我的太阳》更有票房号召力。既如此，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2

其实就其名词，中国早就有“小说”了。庄子在《外物》中就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对这句话的解释基本有两种，一种说庄子说的“小说”指的是琐屑之言，而“干”是求的意思，“县”是“悬”的通假字，有高的意思，“令”呢？是美的意思；连起来说就是“修饰琐屑的言辞以求高尚的美名，距离通晓大道的境界也就远了。”如果庄子真是这个意思，就没有现代的“小说”什么事了。另一种则认为庄子说的“小说”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而且思想也是——按笔者说法——现代“小说左派”的思想，认为“干”就是干预，“县令”就是县官，或通指行政当局；连起来说，大意就是“小说要干预生活”。果真如此，庄子的“饰小说以干县令”与毛泽东指斥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对小说的定义似乎可以说是异曲同工。

不过，“琐屑之言”的确曾被用来形容小说。从班固的《汉书 · 艺文志》中我们看到，汉代有一种“稗官”，也就是小官，专为帝王讲述民间传说和风俗故事，让帝王知道除了雕栏玉砌，还有鸡窝豚舍，除了锦衣玉食，还有白菜豆腐，除了邦国大计，还有家长里短；哈哈一笑间也知道了治下百姓在说什么干什么，从而揣测他们在想什么。班固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现在也有一种官，叫调研员，有科级的，有处级的，还有局级的，职能也是到下边去调查民情民意，回来讲给领导听；调来调去，不知怎么搞的成了一种职级待遇，并不真的下去调什么研。真正搞调研的是一种机构，叫综合科或综合处，也有叫信息什么什么的；但是距“小说”已相去甚远，其职能与汉代“小说家”们也有了很大出入——他们更喜欢数字，“小说家”们更喜欢形象。

西方古代宫廷里有一种伶人，俗称戏子，专为帝王编演杂剧，讨帝王的欢心，所以很得帝王的宠幸。伶人们编演的剧目不会是空穴来风，也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既可以左右帝王的情绪，也可以左右帝王的政治。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中有段戏中戏，就表现了伶人的作用：哈姆雷特通过父亲的鬼魂得知父亲被害的真相，但不敢信实，于是安排一班戏子把父亲鬼魂讲的故事排演出来，请他的叔叔、继任国王克劳迪斯观看。克劳迪斯也是太嫩，城府太浅，戏没看完就变了脸色，乱了方寸。哈姆雷特由此认定，父亲鬼魂说的是真的，正是叔叔克劳迪斯害死了父亲，窃夺了王位。

中国古代宫廷里的小说家，与西方古代宫廷里的伶人基本是同类。因“小说”而成“家”，应该是班固的造作。但班固却瞧不起“小说家”，他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对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归纳优选了十家：一儒、二道、三阴阳、四法、五名、六墨、七纵横、八杂、九农，最后一家是小说家。并说“可观者九家”，言外之意，小说家是不可观的。据此可以想见，其余九家也不会把小说家放在眼里，说不定都不屑与之同殿称臣。但是小说家以取悦帝王为能事，肯定也是帝王的宠臣，他要搬弄点什么是非，也够那九家喝一壶的。历史证明，无论儒家、道家、阴阳家，还是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都在小说家的口齿咀嚼中被褒贬扬抑，或流芳千古，或遗臭万年。君不见如今盛行的“野史”、“秘史”、“外史”，岂是平头百姓可以凭空想象？恐怕多半是“小说家”类的宫廷人物传造而出。

小说喜欢干预生活和臧否人物甚至“进行反党”，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做下的毛病。

3

小说干预生活对与不对，好与不好，其说不一。窃以为小说无论体现生活、再现生活或表现生活，都不能不对生活有所影响，读者对你的作品认了真，学了习，你不干预也干预了。关键问题在于小说家的主观动机如何，美学修养如何。你的小说总是要给人看的，那么就不能不负很多很微妙的责任，修养越高，责任负得也就越到位，反之亦然。尝见有人说他写的就是给自己看的，这就未免矫情得有点“小资”了，要给自己看写日记就完了，干嘛拿出来发表？中国十三亿人口，说的话想的事都拿出来发表，天下岂不大乱？或说十三亿人不可能都有公开发表个人言论、个人情感的本事，那么你有这个本事，是不是应该尽可能地说一说很多人想说而说不出、或没本事公开说出来的言论和情感？

能够说出很多人想说而说不出、或没本事公开说出来的言论和情感，还不能算小说家的终极本事，这种本事人民代表大会的每个代表差不多都有，如果他们肯于负起代表之责、替人民说话的话。小说家的终极本事应该是凭藉自己的修养，能够出神入化于很多人的思想，沟通很多人的性灵。尝闻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窃又以为这顶桂冠按理应归于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家们，小说家就算了。有个笑话说某傻二军阀看了京剧《空城记》，当下就要拜扮演诸葛亮的演员做军师；演员说我这是演戏，动真格的，我哪有诸葛亮那两下子？其实小说和演戏一样，不可能给社会生活指点迷津。小说应该做个情感渠道，让读它的人都能有所宣泄，或眼泪，或蜜汁，或清流，或废水。只是在渠道的设计与建造上要讲究一些，或直，或曲，或明，或暗，或滴，或淋，或喷，或涌。

不管主观动机如何，干预总有强加于人的嫌疑，自在自为的小说不会强加于人。我不会指点你怎样看和看见了什么、怎样想和想到了什么、怎样走和走向什么；但是通过我，你将自己了悟怎样看和看见了什么、怎样想和想到了什么、怎样走和走向什么。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小说特别钟情于接受美学。懂得并且应用接受美学的小说家是有福的，看得懂沐浴了接受美学光辉的小说的读者也是有福的。

4

笔者做过乡官，还做过县官，知道一些百姓赶市场的事情。日本国土面积小，日本人就瞄准了中国廉价的土地和劳力市场，把精心研制的特种“白萝卜”和“网纹瓜”拿到中国来种植。技术很简单，但是标准很高，“白萝卜”每只重量不得超过一斤，“网纹瓜”每棵瓜秧只能保留一个瓜；达到标准，日本高价回收。可惜到了中国农民手里，“白萝卜”不到霜期舍不得收，“网纹瓜” 瓜钮接多少就保留多少，舍不得打掉。结果“白萝卜”一只长到了二三斤重，原本可以作水果罐头出口的，只能腌咸菜了；“网纹瓜”呢，一棵秧一个也是可以出口的，一棵秧五、六个只好在本地市场卖个香瓜钱了。问他们“为什么不按标准生产，不知道优质优价吗？”回说：“别人都这么整，咱不这么整怕赶不上行市。”

小说也有市场，有市场就有行市。要赶行市就不能太精细，不能追求个性化，“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是不可以的，“一本书主义”也是要不得的，曹雪芹一辈子写了一本书，就穷死了嘛；要有商业精神，要批量生产，从设计到工艺和施工要形成流水线，实行机械化、模式化作业，这样才能大干快上夺高产。模式化的小说也有好处，作者作着省劲，读者读着也省劲，有眼泪，有笑声，都是皮里肉外的，就像近年十分热闹的小品，看完了也就完了，没人会往心里去。

但这行市也不是谁都能赶得上的，那也需要功夫，需要本事，需要机会，需要削尖了脑袋东打西探，需要一些哥们起哄，需要一些媒体炒作。你要放不下深沉，放不下架子，放不下脸皮，这行市你就别赶了。

汪曾祺说：“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还说“作者的感情要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

米兰·昆德拉说：“在小说的相对性世界里，没有恨的位置。如果小说家写小说，为的是清算他的帐（不论是个人的或是意识形态的），那他就注定完全地、肯定地在美学上沉船。”

晨哥说：“面对纷繁扰攘的世界，小说家应该平静下来，不跟风，不起哄，不打架，不骂人，不搞花架子，让小说成为自在自为的阅读艺术。”

主观的不赶行市是智者，客观的赶不上行市也可以成为智者。先驱的意义不全在狼奔豕突地东打西杀，而往往在于静默的坚守。所谓“江流万转，青山依旧”，所谓“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商业文化和俗文化乃至垃圾文化的大行其道，使人们失去了审美和比较的耐心，第一个形容美女如花的人是天才，第二个形容美女如花的人也没人说他是蠢才。时下的艺术世界是个不容易产生奇迹的庸常的世界，也没那么多喜欢奇迹、看得懂奇迹的人，因此美女只好如花，只能如花，稍作夸张就能赚得廉价的掌声：“这美女真的如花！”“这美女真的非常如花！”“这美女真的非常非常如花！”——就像某种无形资产，可以随意增加泡沫。

但是仍有小说家为了寻求一种特有的风格和表现形式而苦心孤诣，表现主义如卡夫卡的《变形记》们、魔幻现实主义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们、黑色幽默如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们，意识流如乔伊斯的《尤里西斯》们，……他们别开了小说的生面，深化了小说的意旨，让有耐心审美的人发现美女不光有皮肉，还有骨头，不光有脸蛋儿，还有灵魂，不光有嘴唇，还有屁眼儿。

他们不都是今天的小说家，但他们经历过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引发的文化变异，却是我们今天不能自主如遭了魔法般地亦步亦趋学而时习着的。我们不能自主学而时习他们的经历，但应该自主地学而时习他们的平静。

5

应朋友之邀，弄了几部电视剧，很赚了一些钱，但须臾未敢释怀很不赚钱的小说。岂止不敢释怀，恭敬更加十分。弄完了电视剧，回头再弄小说，却迟疑久久不敢下笔，生怕手没洗净弄脏了它。洗了手还要洗脑，还要净心，直到关乎小说的那根神经敏感得疼痛起来。

其实我爱电视剧，并且乐于为之有所造化。朋友所以拉我加盟，盖因我创作之初，一入门就是编剧。与朋友第一次合作就获了个“飞天奖”，由此便被拉住不放。硬着头皮继续支应，心里却总是丢了家园般的忐忑。

是的，小说是我的创作家园，似乎也是诸多艺术的家园。很多人知道歌剧《卡门》、芭蕾舞剧《卡门》、踢踏舞剧《卡门》、交响音乐《卡门》、电影《卡门》，很多人未必知道它们都改编自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卡门》（又译《嘉尔曼》）；鲁迅的小说《祝福》改了电影，也改了芭蕾舞剧，鲁迅妇孺皆知，不消说了；估计苏童这个名字很多人会很陌生，他的小说《妻妾成群》也不会有多少读者，但是谁不知道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呢？谁不知道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呢？而那“灯笼”就是从《妻妾成群》那儿摘过去的。——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张艺谋、陈凯歌们的先锋电影与莫言、余华们的先锋小说联姻，使得《红高梁》、《活着》等艺术品家喻户晓。但是电影毕竟是电影，即便是先锋也要遵从影院的即时效应，也要合乎观众的猎奇心理，不能照搬空白很多、线索很多、故事很少、噱头很少的小说。而“即时”与“猎奇”一旦成为票房价值的砝码，不先锋的电影尤其是一次性的电视剧便如溃堤之水，汪洋恣肆，泥沙俱下了。

小说家成就了很多电视剧，电视剧却败坏了很多小说家。诸如周梅森、池莉、张欣等等，小说写得何等好！自从作品被频频改成电视剧，他们的小说便随波逐流地弄成了电视脚本的模样，可看而不可读了。

看和读不是一回事吗？窃以为不。看是诉诸于视觉的感官范畴，所视之物应该平白，令人愉悦，所以影视剧特别强调娱乐功能。而读则诉诸于心灵的理性范畴，所读之物应该委曲，发人深省，所以哲学、美学、心理学等等，包括现代小说，都要强调思想功能。即是平面的绘画也有看读之分，对于喜兴的年画、热闹的连环画，我们就是一个看，而对寓意深邃的油画、国画，那就得读了。

说电视剧败坏了小说家，并非贬损电视剧。小说有电视剧不可企及之堂奥，电视剧也有小说不可替代之简美。如果小说平白得像电视剧就会失去读者，同样，电视剧高深得像小说也会失去观众。有那么一些影视作者，包括导演和演员，有意无意地回避影视的娱乐功能，非要板起面孔作深沉状，结果画虎不成反类了犬。而周星驰不知是经了高人指点，还是无师自通，抑或歪打正着，他的“无厘头”影视手段可以说是极其狠毒地反讽了、嘲弄了、消解了那种费力不讨好的一本正经。一本正经的巩俐就在周星驰的《唐伯虎点秋香》里落得个一败涂地，从此再也不敢问津周的剧目。作为阅读艺术的小说，读者的审美期待就是深沉的关于生活与情感的思索，如果小说以看似曲折实则用不着咀嚼和品味的故事情节为能事，其结果反不如电视剧了。故作深沉的电视剧至少有立体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保证了自己的存在形式，而流于电视剧表现形式的小说，因失去了应有的思想深度，则不啻于寄人篱下的乞儿。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坛曾有戏言云：小说写不好写散文，散文写不好写诗歌，诗歌写不好写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写不好才写电视剧。即是当下也有很多人认为电视剧最好写，理由是连插科打诨的相声小品演员都成了大编剧。如此说来，电视剧质量的普遍低俗也就不足为怪了。张艺谋等先锋影视导演的作为，使小说成了影视剧的主流蓝本，从而提升了影视剧的品质。这对影视剧是幸事，对小说也不是坏事，它可以扩大小说的影响，并让小说家羞涩的腰包丰满一些。但是小说不应该就此向影视剧全面倒戈。小说家不为小说的名誉负责，起码要为自己的名誉负责。前途可能不够平坦，但是可以相信：依附于技术制作、商业运作和受众的快餐式审美心理的光影艺术，必将随着技术的更新、商业的淘汰和受众精神餐饮的品位提升而幻灭、而变异、而丧失自我，白纸黑字的小说却会长久自在地活着。

（编辑/秋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