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哥/台安旧事之一

我家就在鞍山住

文革时普遍认为孩子们会说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会唱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我想我会说的第一句话应该是谁都不知所云的朦胧诗，起首一个字则是时下颇为流行的感叹词：“哇——”。会唱的第一首歌忘了，印象最深的第一首歌是关于鞍山的，歌中唱道：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鞍山住，

…………

说清楚了，这可不是我唱的，是大人们唱的。此前知道的大城市只有北京和沈阳，现在又知道了鞍山，而且这鞍山好像和北京一样大，当然比沈阳大，因为和北京一样进了歌儿了！沈阳进歌儿了吗？没有吧！

鞍山为什么进歌儿了？因为有个鞍钢。钢铁元帅当时正在升帐，满天下招兵买马，随便你山南海北，五行八作，不计户口，不计前嫌，今天来了，明天你就是鞍钢工人。我哥的岳父当时还是小伙子，那天正在自家地里铲高梁，看见屯中一群般般大的伙伴背包摞伞地从地头上走过。问他们干什么去？回说上鞍山当工人去。并怂恿他：“走吧，你也一块儿去吧，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白面馒头管够造，洗脸都用洋胰子！”

哥哥的岳父扔下锄头跟上便走。走到河边，他爹正赶着犁杖蹚地，问他去哪儿？哥哥的岳父照实说了。他爹一顿鞭子将他打了回来，指导思想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放着好日子不过，当你姥姥个粪的工人？”

而那些伙伴们则如愿以偿渡过辽河、浑河、太子河，步行一百多里到了鞍山，当了工人。这些人中我最熟悉的是老徐家小凤子她爹。那时我还小，不更人事，到了会唱“我家就在鞍山住”的时候，徐凤子她爹都快升鞍钢的炉长了。

徐凤子爹干得不错，把徐凤子妈也接了去。可能工作太忙，无暇照看孩子，把徐凤子寄养在了她姥姥家，她姥姥家和我们家邻居，我便有幸就近瞻仰了成了鞍钢工人的徐凤子爹的风采。

徐凤子爹每次回来都有令人艳羡不置的展示：先是一个柳条帽，盛饭的盔子似的，徐凤子用它装水给我们看，说一点也不漏，被她妈打了一巴掌；然后是徐凤子爹的大分头，三七开的，抹了很多油，让我们想象鞍山有多干净，一点灰也不会有；还有一只大提包，材质说是化学的，上面印着高楼和烟囱，下面是两个美术字：钢都。徐凤子姥姥问我那字念啥？我刚上小学，认出是“钢都”，但我把“都”念成了都是的都，并且无师自通地解释：钢都钢都——都是钢啊！后来是徐凤子爹的一张大照片，镶在硬纸板里，纸板上也有两个美术字：“国华”。我问徐凤子：“你爹啥时候改名叫国华了？”

徐凤子一撇嘴：“人那是照像馆的名儿！”

许多年后我家真在鞍山住了，认识了同属文联的摄影家蒋建球先生，不能不激动地知道了“国华”照像馆居然就是蒋先生和他师傅开的！他们原是上海人，全国支援鞍钢时过来的，其时蒋先生还是学徒，那年才十五岁。

徐凤子想爹想妈，更想自己什么时候也成鞍山人，想得直哭，哭完了就幽幽地哼唱“我家就在鞍山住”……许多个夏夜，我们坐在青草垛下纳凉，徐凤子会突然呆望着东南方向的夜空出神。我们问她看什么呢？她说别吵吵，一会儿出钢了！

出钢是什么？什么叫出钢？

徐凤子姥姥解释说：鞍山那边炼钢，钢水一出炉满天通红，咱这边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就也瞪大了眼睛看东南方向的夜空。看着看着，果然有光在一脉一脉地闪动。大家惊呼：“出钢了！出钢了！……”

徐凤子姥姥吧嗒一口烟袋说：“傻孩子，那是露水闪！”

——夜深了，露水重了。由此我知道了露水也有闪电，就像下雨。但是出钢是怎么样的一种满天通红？生性好奇的我此后时常自己就冲着东南天际出神，比有爹妈在鞍山的徐凤子还要积极。

这一天的这一刻终于到来，确切说也是夜里，不是我一个，全村人都看见了：先是一大片红光突然冲出东南天际的地平线，不等消逝，又有新的红光补替上来，光焰的顶端还有紫黑的烟团在升腾，在扩散，与此同时似乎还有响声，脚下的地面随着微微颤抖。当然是我第一个喊出来：“出钢了！出钢了！”徐凤子应该是第二个边喊边跑出院子。接着全村人都跑到户外，遥望南天，激情不已。

第二天才知道，那哪里是出钢？那不过是十五华里外的西佛公社办的鞭炮厂失火了。

鞭炮厂失火后不久，徐凤子爹妈就回来了，彻底地回来了。我为之惋惜，尤其为徐凤子惋惜——她家到了儿没在“鞍山住”下！

徐凤子爹妈为什么放着鞍山“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白面馒头管够造，洗脸都用洋胰子”的好日子不过，回来啃地皮？据徐凤子爹自己说，他在鞍钢真要升炉长了，领导却突然要调他去矿山。矿山太险了，搞不好可能没命，可是不去就得下放回家。回家也比丢了命好，于是就回来了。而真正的原因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那场举世闻名的大跃进，因高层的头脑发热和决策失误，演变成了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的大冒进，使整个国民经济都陷入了困顿，工厂开工不足，城市吃闲饭的太多，只好打起“支援农业”的旗号，将大批城市职工和居民下放到农村。原本是城市人都要下放，原本是农村的还用说吗？但是徐凤子爹太好面子，以为这是件令人蒙羞的事，他杜撰的下放理由，不期然却为国家遮了羞，也算爱国行为之一种吧。直到我中学毕业，回乡参加劳动，和徐凤子爹一起作为水稻技术员在稻田里看水，他仍然坚持着那个杜撰的下放理由。说话是文革中期，日道艰难，看一天水才挣两毛钱。提起往事，徐凤子爹豪情满怀而又沮丧不已。为了遮阳挡雨，大概也是为了一种念想，他还时常戴着那顶炼钢时用的柳条安全帽，只是有些霉色了。他用柳条帽从水渠里舀了一些水咕咕喝了，甩甩帽子，叹口气说：“要是不回来，现在一个月咋说也能挣五十块钱！”

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我正在台安县委工作，已是村妇模样的徐凤子突然敲开了我的办公室，她家那个村调整土地出了点乱子，涉及到她，要找我说道说道。说完正事说往事，大家都有些唏嘘之状。问起她爹，她说她爹现在倒很得意了，说当年下放还乡还对了，一块出去没回来的都咋样？子女下岗，自己活得不是也挺难嘛！

我努力笑笑，想问她还记得那句歌词不？看她一脸的苍茫，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编辑/紫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