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人奇书

─李明申：作家，辽宁台安人，著有《辽海史料拾遗——绿林人物琐记》。

在“作家”“学者”满天飞的当下，介绍李老为作家，是深思熟虑并充满敬意的，原因无它，因为《辽海史料拾遗——绿林人物琐记》。这是部奇书，是少数可以存世的真东西，注定要在地方文化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这是个奇人，特立独行，立德立言，在特定的圈子里口碑流传。

我认识李老较晚，好像是一九九六年前后，但熟悉的很快，他是我舅舅建国前搞土改时的同志，五十年的老朋友。更主要的是，李老是县内的老干部，是名副其实而不是沽名钓誉的文化人。

看他的简历，似乎与文学无关，好像又有点关系，解放前参加土改，五十年代是县委宣传部等几个部门的干事，“文革”前在下边的区里任领导职务，七七年在洪家畜牧场当党委书记，后来先后任党校副校长，工会副主席，九三年离休。这是份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履历。然而离休之后的李老却很不平凡，他出人意料地干起了令世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写作。

时下的“作家圈”五花八门，什么样的写作动机都有，可李老这是为什么呢，为出名？他“下海”的时候都六十二了，早过了张爱玲所言“出名要趁早”的黄金时光。为求利？他千辛万苦写出的《辽海史料拾遗——绿林人物琐记》在六年后方得“出版”，自费，五百册，为了省钱，印刷非常简陋。为了这本书，我形成了心理障碍——见到那些满纸废话、文理不通但装潢豪华的官人图书就反胃。

李老的惊人举动之一是外出求学，求到什么程度呢，一斑可见全豹，他跑到福建参加文学讲座，主讲人是汪曾祺。熟悉之后，我经常没老没少地和李老闹，某次，看到包括他在内的学员们和汪曾祺的合影，我说：我党干部见过列宁的惟有柯庆施，这是他后来发达的资本之一，李老，你就相当于咱们这儿文学圈里的柯庆施啊。

李老的文学采风形式更令人称奇，说采风其实并不准确，以《辽海史料拾遗——绿林人物琐记》的性质论，他从事的应该是调研，但有他那样调研的吗。

从某种意义来讲，李老选择“辽海史料拾遗”这个话题是很不明智的，是吃力不讨好的，经过这么多年的梳理钩沉，这个领域的每个山头都插了旗，有了主儿。你个连度牒都没有的云游和尚想干什么？要是没新东西，等于白玩儿，有新东西，和人家的老玩意儿怎么融合？我曾经自度，如果让我搞“辽海史料拾遗”，我的做法会是：熟悉相关文史资料，查找档案，寻访耆旧，新瓶旧酒，如此这般，勾兑一番，完活。

李老采取的是令人惊异的“自下而上”战术——到民间直接找当事人。他不顾及套路，他在心里已经颠覆了别人的成果，他另起炉灶，他没有落脚点，他“我行我素”，他下的死功夫令人不忍直视。

他写的那些人物，冯德麟，佟占山，任朝武，张景惠，杜立山，张作霖，汤玉麟，于芷山，洪福臣，张作相，赵芷香。都是一八六几年到一八八几年的人，要是活着，都得一百好几十岁，哪里还有当事人。李老退而求其次，找不着亲历亲见的，就找亲闻的，以台安为中心，在广袤的辽海大地上，走街串户，沙里淘金，大海捞针，寻摸老人。这种探访真是太超常规了，司马迁以后几乎就没人这么干过。他没有目标，漫游乡野，经常是这样——“请问，这个屯子里有九十多岁的老人儿吗？”——“有，那边靠墙根晒太阳的老王头就是。”——“老王大爷，您听说过杜立山（或张景惠）的事儿吗？”——“没听说过，不过我亲家母，河东沙岗子的老董太太好像知道一些。”——“董大娘，您您听说过杜立山（或张景惠）的事儿吗？”——“听说过，张景惠的二表妹夫是我亲叔伯三爷。”……于是，一段尘封上百年的故事出土了，《辽海史料拾遗——绿林人物琐记》就是百十个这样故事的集合。

这部书，好在原汁原味，奇在原汁原味。如果谁想穿越百年时光，或想在浩如烟海的资料堆中透口气，回到上世纪初年的故事现场，我推荐你翻翻《辽海史料拾遗——绿林人物琐记》，它可能不是名馔佳肴，但它会给你带来穿越餐厅穿越厨房直接到菜园里采摘的快意，是那种青嫩水灵的采摘。

台安，作为辽沈地区的一部分，在那个年代，绿林崛起，胡子遍地。原因如下：这里垦殖较晚，当年是辽河三角洲的边缘，书中经常提及的胡子出没的西马场，实际就是三角洲湿地的东沿，多年来，已经退去百里开外。与美国西部大开发相似，这片土地，荆棘丛生，人烟稀少，地老天荒，适宜胡子“发展”；日俄战争，地方糜烂，这里成为清廷统治的真空地带，社会需要建立新的秩序，胡子应运而生。多年来，我们看到的绿林资料，多是顺从“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材料取舍大有讲究，而且都是炒冷饭，佐料过多，丧失本味。其实，还有一套资料，在民间，在荒村陋巷，在老百姓那里，原汁原味，口口相传，惜之零零碎碎，断断续续，难见全豹。现在好了，我们有了《辽海史料拾遗——绿林人物琐记》，可以把它看作辽海绿林人物的《史记》或《绿林前传》。

李老的功绩不在于对这些绿林人物生平的梳理，其价值在于他践行的文学观、史学观对那些所谓主流东西的反衬，在于书中无处不在的历史细节，真实的弥足珍贵的历史细节。我曾经想摘录这样的“历史细节”以丰富我的文章，试试不行，因为全书统由“历史细节”组成，除非录下全书，否则就会挂一漏万，谁要是对这些“细节”有兴趣，还是看李老的书吧。

《辽海史料拾遗——绿林人物琐记》有种描述方式令我忍俊不禁————“张景惠，同治十一年生（属猴）”，“于芷山，乳名根柱子，号澜波，1879年（属兔），7月16（农历5月27）出生在台安县黄沙坨镇三界泡村三界泡屯。”“任朝武手下第四个头目，人称‘傻爷’，叫张永胜字云阁，是台安县大张镇铁匠炉村人，在西佛镇胡家村的胡鸭子厂屯，抢了老胡家姑娘为妻（是胡玉青的姑，胡继堂的姑太奶）”，“洪福臣四弟娶姜屯南周家长岗子老周家姑娘为妻，生一女，成人后，嫁给桓洞镇东长村老王家，他有座草房，几经转卖，现在卖给本屯老刘家，这个破草房已经不能住人，至今（1992年），仍残破的停立在那里”。我经常掩卷思考，李老叨叨咕咕的说这些，是为了什么呢？我在享受这些历史细节带来的现场感和真实感的时候，宁愿相信，李老的初衷是出于对自己劳动的尊重。这些细节，不见载籍，都是李老呕心沥血亲身探求得来，比如某某人属猴，某某人属兔，这可能是李老经风沥雨奔波上百里的收获，弊帚虽微，自珍自赏，这是李老当时的心态吧。

李老是离休干部，薪金不到两千元，虽然不多，但有保障，奈何七个子女，算上配偶十四人，多为下岗职工，极端困难的，还需李老贴补，我多次探访李宅，眼前所见，称得上寒素人家，李老的作品是在土炕一角一个老式小炕桌上写就的。听人讲，李老每月工资到手，给子女先发出去若干，每年入秋，买一筐小苹果，孙辈进屋，一人一个，不知确否。但我知道，李老的老伴患重病，那年他们家消费了一千个鸡蛋（还不够人家一碗鱼翅的呐），被李老郑重地笔录下来。李老那些年风风雨雨的走访，解决肚子问题，经常就是在自行车上吃黄瓜和茄子。

这样的生活境遇，加上比较正统的经历出身，不可能不影响他的思想，李老对当今社会的某些弊端深恶痛绝，有时也难免失之偏颇。我们这儿，有份旧体诗刊，有关方面让我“把关”，我认为没什么好把的，不料有一期诗稿拿来，吓我一跳。李老评价某大人物，有“万民骂声伴恨声”（大意）之句，对错暂且不论，这是公开刊物啊，这怎么行。

李老的“叫真儿”，在我看来，有些莫名其妙，匪夷所思，近乎病态。2002年，县里编撰了一部叫做《台安风》的地方文献丛书，老老少少，招集了不少人，李老也在其中，不几天，他就和人闹翻了，原因说起来都可笑，他写了一个台安籍的历史人物，文章名字叫《抗联不犯的XXX》，有人指出，“抗联不犯”，不合通常的文体规范，请他改改文章名字，不料李老暴跳如雷，拂袖而去。我买了西瓜，三顾茅庐，与李老促膝谈心数小时，总算把他老人家劝了回来。我思考，“抗联不犯”可能是李老采访时对方多次提及的词语（那次是在黑龙江省佳木斯采访），加上李老没有受过正规的语文训练，他以为这是天造地设稳固如磐的绝妙好辞，不许别人质疑和玷污。相反，对他人已经成型的文献成果，李老却动辄否定，这种否定精神还是颇有“五四”遗风的，但具体运用起来却很像小孩怄气，比如李老认为《台安县志》里提及的张作霖剿灭项招子股匪没有这回事，我询其故，他说没有亲耳听当地老人说过，所以就认定没有这事。我戏语，秦始皇焚书坑儒是谁亲口说的？乾隆六下江南又是谁亲口说的？李老不语，但仍然坚信不改。

我们算是忘年交，感情很近，我到他家吃饭自己带菜带水果，李老也不认为有什么不妥，这是个率真的老人，豁达的老人，智慧的老人，是性情中人。李老中青年时代有个不俗的爱好——打猎，而且自己制枪装弹。我曾经和他探讨有关技巧，深为他的奇思妙想而折服。

李老扬言要活到一百二十岁，在他七十多岁时，看他那满面红光白发童心的样子，我认为有可能，不料他却突患恶疾，令人扼腕。好在他留下了《辽海史料拾遗——绿林人物琐记》，这本书，再过一百二十年，也会有人视若珍宝的。

人活一世，有性情，有滋味，尚能流传一本书，可以了，李老！

(编辑/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