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OO九年印象深刻的若干图书（一）

身为读书人，在这一年，照例购入了一些图书，也毫无功利性地读了很多，当然，读的书也有不少是以前置备的。春节期间，闲来无事，想总结出一份“二OO九年印象深刻的十部图书”，思来想去，竟不能定稿，细端详，原来是“十部”这个数字给限制了，我们很随意的读书，怎么就正好符合“十”这个整数，而不是九或十一。于是抛开这种初中生的把戏，仅以“印象深刻”为入选条件，问题迎刃而解。

一、《水流云在》——英若诚自传

该书行云流水，自在清新，信息量大。以前对英的了解仅限于报纸副刊的水平，知道的是：北京人艺的老演员，《茶馆》刘麻子的扮演者。当过一任文化部副部长。英达的父亲，宋丹丹曾经的公公。精通英语。读完这本书才知道，英家真是大有来历，在近代史上印迹极深。英若诚的祖父英敛之是上世纪初很有名的实业家兼文化人，两件事可以对他进行历史定位，他是“辅仁大学”首任校长， 他创办了《大公报》。英若诚的父亲英千里也很了得，他是抗战胜利后北平教育局局长，后来在台湾任台大外文系主任，他有个登堂入室的学生很有名，叫马英九。

书中第四章叫“王公贵族式的童年”，内容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和绅的宅子，就是现在京城旅游热点恭王府，我去过一次，奢华程度令人瞠目结舌，英若诚的童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颐和园西北有个温泉别墅，是英家的产业，现在的所有权也属于英家，旁边有块巨石，上书“水流云在”，就是这本回忆录名字的由来。

这种“高贵”出身能让我们震惊，但谈不上羡慕，我有兴趣的是这种良好教育条件带给英若诚的能力素质和随遇而安微笑处世的人生观。

英能够当上文化部副部长得益于他因为精通英语而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创造的成就，英是清华大学外语系高材生，可以为外国话剧进行同声翻译。对这个层面的人士来说，区区副部长不过是件顺手穿上的衬衫，只是增加了一个与世界沟通的角度和渠道。王蒙自传《大块文章》透露，在他出任文化部部长前，习仲勋代表中央政治局找他和北京人艺名演员于是之等几个人谈话，提出让他们组阁，“于是之拿出了老北京的特色，头摇得如同拨浪鼓，鼻音说‘呣呣呣呣不行’”，坚辞不受。实际，那次是想让英若诚干，不知道怎么弄错了，张冠李戴，唤去了于是之。

英若诚有个经历相当有意思，可入野史。建国初期，有天半夜，“组织”上有人带他去了一个神秘所在，很大的院子，布置豪华，“给我上了茶，我至今记得那茶的味道，因为那是很高级的绿茶，在一般店里或茶馆里买不到。”“地上铺着地毯，屋里有沙发、太师椅，茶几上有烟。有人给我递烟，我注意到那是很高级的牌子，就抽了一根。”原来这是彭真的家，彭真找他，让他多和海外的亲友接触，了解他们的动态，通过他们了解台湾和美国的动向。五八年炮打金门时中央就找他们这样的人通过细节了解美蒋动态，看来当时也是麻杆打狼，并不像宣传家告诉我们那样。我在孔夫子旧书交易网上淘到一册文革时期的《彭真的腐朽生活》，里面披露的和英若诚所见差不多，我个人的看法是，以彭真的资历、贡献和承担的责任，这个待遇不为过，不能定性为腐朽，奇怪的是，我们的主流媒体往往是皇上不急太监急，恨不得让老百姓相信高级干部天天吃糠咽菜才过瘾，结果背道而驰，效果不佳。

英若诚在文革中被关了几年，以他的家庭背景这是很自然的事。我注意到，他的才华真是充盈，就像丰富的地下水，随时都可以显露出来，他在狱中自己做本子，抄毛主席诗词，里面摹写的毛主席和真迹看上去没什么两样，画的毛主席像我还以为是相片翻印的呢。他在狱中也不乏生活趣味，里面什么“能人”都有，他竟然学会了瓦匠、淘金、制造水泥、孵小鸡等生活技能，这种满不在乎随遇而安生机勃勃的人生态度真是太可取了。相反的例子，文革中有几个以生命抗争的文化人，老舍、傅雷、吴晗。都是出身贫寒或社会地位低微，对外界的反应极端敏感，其中尤以老舍和傅雷为甚。我佩服他们的刚烈，佩服他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品格，但反过来想想，可不可以像英若诚这样对待这些呢，毕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二、《午夜之门》——北岛

相信大多数人对北岛的了解与我差不多，基本止于这首著名的《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我对发轫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朦胧诗的认识得益于廖YW的《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对北岛的诗坛盟主的地位是深以为然的（当然是民间的评价）。我的朋友董学仁三十年前在辽宁师范大学读书，已经是崭露头角的诗人，主持校园刊物《新叶》，与当时的民间文坛的高人北岛和徐敬亚有过密切接触，在我看来，他们的关系相当于上海滩上的文学青年与鲁迅先生。北岛的诗歌包括他本人，都是体制外的东西，另一个朦胧诗高手芒克则干脆就是一个把大门的，其生活处境与洗尘被收编前略同。如果当年中国发生像前苏联那样的事，他们肯定也是政治上的“另类”，从某种角度说，北岛的名气大多来自于诗歌以外，这首著名的《回答》与其说是诗歌还不如说是政治宣言。当然，没有他的诗歌，世人也难以了解他们的“诗歌以外”。

《午夜之门》是部散文集，应该说，我是很艰难地读完的，原因无它，书中所及事物，都是外国生活经历，我的生活经验与它们难以产生共鸣。这就带出了两个问题，他们为什么出国？他们在国外怎么样？

他们为什么出国，可以分析一下当年文化人的处境。大多数人都有通过作品改变生活处境乃至改变人生道路的愿望，这是很健康的追求。我觉得，近几十年，文化人的出路有五：，一，上去了。有，不多。原因是文人的自由和萧散与体制对“螺丝钉”、对“砖”、对官员的要求往往是格格不入的。二，出名了。不少，算是成功吧。三、赚钱了。近些年很多，在八十年代则无可能。四，默默无闻。极多。虽然没有名利，但有文学滋润心田，也值。五，贾祸了，不太多，这已经不是文学范畴内的东西了。

以当年朦胧诗在官方眼中的另类形象，这帮人在“政治”上是没有前程的，再说，很多人也没往这方面想。经济上呢，国家稿酬标准太低，他们的东西还大多在民刊发表，那时也没有编电视剧赚钱的可能，而且在这些清高的诗人眼里，劳什子电视剧与诗歌相比简直就是《红楼梦》里的焦大与林黛玉，谁能抹下脸来干这个？这样，这些人的出路基本就在国外了，再加上全民性的出国潮，北岛们的出国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了。其实出国不出国无所谓，出国的也许爱国弥深，国内的也不乏汉奸。孙中山、鲁迅、周恩来、邓小平，郭沫若、钱学森哪个不是出国的？

我关注的是他们在国外过得怎么样，国外生活对他们创作的影响。从《午夜之门》看，北岛已经成了世界公民，每天在航空港、出租车、咖啡馆、汉学家的文学沙龙里出入身影。文学活动也局限在欧美的学术约请，请看《午夜之门》的部分篇章题目————《纽约变奏》《巴黎故事》《卡夫卡的布拉格》《鲍尔。博鲁姆》《依萨卡庄园的主人》《棒球赛》，很能说明问题。

在我看来，这些文章水准一般，没有独特体验，没有深刻思想，没有世俗情趣————也许有，但那外国的情趣我们享受不来。一个中国人，肯定在母语中生活得自在，这是毋容置疑的，以胡适的功力，在美国多年都没有成就，他自检自查，认为是没有好的书房所致，其实，还是没有母语环境。在外边，北岛是外国人，没有童年、少年、青年这些世界观产生时期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与那个社会怎么说也太“隔”。比北岛更极端的例子是古华，八十年代初的湖南作家，作品《爬满青藤的小屋》《芙蓉镇》绿意葱茏，生活气息浓郁，名震全国。奈何因为文学以外的原因远走他乡，创作之藤日渐枯萎，后来用笔名京夫子写了《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中南海恩仇记》等颇有争议的东西，看来也有丧失母语环境的问题。

有几个反其道而行之的典型，可以从另面说明这个问题，陈丹青，艾|未|未，查建英，甘阳，方舟子，他们回来之后获得了出国前难以想象的成功，这片多难的土地还是很养人的。

读罢《午夜之门》，将两首歌的歌名赠给北岛们，《你在他乡还好吗》，《常回家看看》。

(编辑/秋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