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锅  儿

语言是有生命的动态的东西，时光飞逝，新词产生，旧词消亡，现在，跟儿辈们说明白什么是“小锅儿”不是件容易的事。

小锅儿是民间叫法，正规的讲应该叫小灶，就是单独享受特殊的饮食待遇的意思。小灶颇有些来历，应该比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还要长，我算是个饕餮之徒，喜好与饮食有关的一切文字，看得多了，从中悟出一些道理。小灶，古往今来，上至钟鸣鼎食之家，下至柴门小户，到处都有。无外乎两种性质，一种是为了突出地位，显示尊卑，至于吃些什么倒在其次。一种是条件艰苦，供给困难，用小灶来保证特殊人物的需要。不用说，最著名的小灶当然是御膳了，聂绀弩有句“何人不羡御床宽”，这倒也是，但御膳之多就不是人人羡慕的了，每顿一百多个菜，如何消受得了，而且天厨美馔，甘脆肥浓，极容易弄出“审美疲劳”，历朝历代，皇帝们的平均寿命比不过粗茶淡饭甚至吃糠咽菜的老百姓，个中滋味,道理存焉。东北王张作霖进了大帅府后也讲究起饮食来，厨政绝不含糊，府中有位厨师，几十年后披露了帅府的饮食生活，张作霖日常的小灶也就是熬鲫鱼、酱茄子这些东西，但除非特殊情况，都是单饮独食，要的是这个规矩。梁实秋有篇很有名的散文《疲马恋旧秣 羁禽思故栖》，回忆了清末民初京城中上层人家的日常生活，“大家庭的膳食是有严格规律的，祖父母吃小锅饭，父母和孩子吃普通饭，男女仆人吃大锅饭。。。。。。祖父母的小锅饭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不过是爆羊肉、烧茄子、闷扁豆之类，不过是细切细做而已。”

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由于条件的艰苦，也有党的性质的因素，在经济上一直实行供给制，这种人人平等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为浪漫的毛泽东所提倡和欣赏，一九五八年，善于揣度上层动向的张春桥从柯庆施那里知道毛主席很厌恶实行工资制度形成的级别差距，正思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马上迎合毛主席写下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此文是张春桥日后“发迹”的基础），文中写道：“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广大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写道：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遍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

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

历史的真相是，井冈山时期和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的确是贯彻着这个原则，到了延安，大体在抗战初期的一九三七年，为了工作的需要，革命队伍内就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了小灶、中灶、大灶不同的饮食供给制度，待遇与级别地位挂钩，如果丈夫吃小灶，妻子吃中灶，那他们绝不能同桌混合吃饭，真正体现了小灶的功能。后来王实味一伙人“攻击”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生活待遇上，延安存在着“衣分五色，食分三等”的等级制度，存在着小灶。据说陈云反驳：吃小灶是革命工作需要。稍微公正的人都能理解，高级干部与马夫承担的职责和付出的精力是不一样的，为了保持体力，为了革命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这种小灶是必须的，是无可厚非的。我希望了解的是，延安时期的小灶，吃的都是什么东西。天不负我，有个叫李耀宇的前辈口述了一本叫做《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的书，李老前辈就是延安时期小灶的炊事员。曾经给陈云、李富春当过厨师，他说：“中组部只有陈云、李富春吃小灶，武竞天、王鹤寿、王盛荣、乐少华、陶铸几个人吃中灶，其余十几个人吃大灶。小灶天天有肉，顿顿细粮，但有伙食标准限制，中餐晚餐只有一荤一素。” “延安没有山珍海味，只有靠猪肉羊肉做文章。我经常变幻些花样。。。。。。管理员采购来的鲜肉肉质好用，我做葱爆肉，糖醋肉。肉筋多时，做狮子头，清蒸咸肉。”不过如此，还赶不上今天我们朋友小聚的饮食水平。

吃小锅不是上层人物的专利，更生动的小锅故事来自社会底层。塞外坝上地区，每年八月十五前后，有“打平吃羊”的习俗，打平，就是费用均摊，相当于今天的aa制，作家何申当知青时赶上过，他写道：“打平吃羊的日子，就是全生产队的节日，在饲养室的院里架上锅，有固定的那么几个人去操办。他们都熟悉每一个程序，无需谁去指派宰羊剥皮开膛洗肠子烧火做饭。。。。。。吃羊要做三道菜，一是血豆腐，即羊血，暗红色漂着羊油，很烫嘴，要慢慢喝才行；二是羊羹，即把所有的羊下货切碎烩在一起，吃时放上芫荽，别有一股香味儿；三是羊肉块子，都切成拳头大小的块，肥瘦搭配，一咬一嘴油。”这顿美食只有男社员有权享用，妇女和孩子们没资格吃（当然也给大家拿回家里一点），这其实就是吃小锅儿，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解馋，而是给即将在秋收大忙中付出巨大体力的男人们补充能量，这和延安的小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吃小锅儿在一九七几年还常见到，有两个例子给我印象极深。孟子云：“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任何年代，人的口腹之欲都是一样的，条件艰苦，没有可能提高全家的饮食水准，还想解馋，怎么办？吃小锅儿！有个高中数学教师，每月七十多元，是那个年代的高薪阶层，他们是夫妻俩吃小锅儿，我赶上过一次，春天，烙盒子，白酒，满院香啊，他们的五个孩子埋头吃苞米面饼子就白菜汤，老两口在炕上，捏着小酒盅，心安理得。另一个吃小锅儿的更精彩，他是公社综合厂的木匠，大概级别不低，常年穿着蓝中山服，上下班推着自行车，很庄重的样子，不像一般农村生产队的木匠，有股子国家木匠的气概，不知薪水几何。他吃小锅儿就一样东西，饺子，先蒸后煎，当然不给子女，但有时给他刚会走路的孙子一两个,以示慈祥。

我的孩子上中学时，有一次，和她唠到了吃小锅儿的事，我讲了上述两个故事，她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我试图用浅显的例子来说明，“就相当于有好吃的东西，你爷爷自己吃，不给你”，她大惑不解“为什么呀？”怎么能把这个问题说明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