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     姥

标准的称谓为外祖母，小资点说来应该叫外婆，但我不能，不是因为土气，而是这么多年来，这两个字，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经常回响在耳边，已经是我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说起来可怜，我没见过爷爷、奶奶和姥爷，他们是在我出生的一九六二年之前的几年内相续离世的。所以，一提起隔代人，我的认识就是姥姥。是那种感情那种亲缘的全部。

姥姥姓赵，肖虎，和那个年代所有不幸的女人一样，被社会剥夺了姓名权，后来的户口本上写的是朴赵氏。身边的东西容易被人轻视和遗忘，在她生前，我从来没有询问和思索过她的出生年月，倒是人到中年以后，思乡与怀亲的潮水时常涌上心头，我才根据她的生肖计算出她是一九0二年生人。

她没有兄弟，姐妹六个，这对我的直接影响就是表姨表舅及他们衍生出的表兄弟姐妹特别多。作为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她的历史自然无人记录，从她和孩提时的我们零言碎语的闲唠中了解到，她出生在柳河左岸一个普通农家，她小时候的经历之一是给可能是地主的人家切过大烟，并在六十多年后跟我们说味道很好。

从某种角度说，她很不幸，我的姥爷是自尽离世的，原因在于我的舅舅。姥姥只有我母亲和舅舅两个孩子，当时他们家境不错，在那个叫做二道岗子的小村里相对富裕，而且，我的姥爷人很开通，在小有资财后，没有像屯中其他人家那样继续不吃不喝口挪肚攒艰难地扩展土地，而是高瞻远瞩出人意料地供我舅舅读书，念完很有层次的“国高”，又到锦州学日语，就在即将毕业，马上要分配给“皇军”当翻译官的时候，舅舅的生活轨迹因时局的变化而骤然改变——日本人投降了。我的舅舅与一群爱国青年一起参加了革命，在地方政府工作，我曾经在一张发黄的照片上见过他腰携驳壳枪的形象，是在一次剿匪胜利后拍摄的，这与后来他的温文尔雅的领导形象很难吻合。在当时的革命队伍中，他那种文化，绝对是凤毛麟角。辽沈战役结束后，大部队要南下入关，部队的一位首长有意让他参军，可能是因为他是独子，也可能是其他缘故，后来又没去。如果去了，他走的就是另一条生活道路，也许会飞黄腾达，也许会正好相反，毕竟，在那以后的共和国风风雨雨的历史进程里，他的人生道路不可能不受知识分子身份的影响，影响好坏，谁又能说明白。

不乏建国初始百废待兴干部缺少的原因，我舅舅在新中国的“官运”还是蛮不错的，二十几岁就当上了县委宣传部的部长，可谓少年得志，一帆风顺。可以想象我姥爷此时的心情，相信他肯定有一种决策正确的自豪感，他不仅“培养”了我舅舅，而且，另外一个副产品也令人欣慰，因为念“国高”时每学期要交一大马车花生的学费，他由一个潜在的地主变成了中农，真是太有“政治远见”了。这种春风贻荡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反“右”运动中，我舅舅一夜之间成了右派分子，老头接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接受不了这巨大的生活反差，悬梁自尽了。一九五八年，不到六十岁的姥姥来到了我们家，不是养老，从她后来二十一年的经历来看，对这个家庭来说，她操持的实际是保姆的工作。

我父母是教师，父亲还远在二十五里之外的县城上班。我们哥仨，都是姥姥一手拉扯大的，她真是历尽了千辛万苦。尤其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体内缺乏某种元素，或是有什么疾病，当时被认为是“着了魔”，“磨”人的花样千奇百怪五花八门，据后来她们回忆，在我七岁之前，我姥姥和我妈妈没在一桌同时吃过饭，可以想象我给姥姥带来的麻烦，至今思之愧然。

姥姥心地善良，古道热肠，街坊邻居颇有几人要认她为干妈。文革前期，邻村姜荒地有一户早年逃荒到黑龙江的人家又回到老家，社会上乱哄哄的，一时竟没有落脚之处，姥姥收留他们在我们家住了若干天，那家搬走后，非常感念，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还有联系。因为姥姥的和善，我们家是屯中老少闲聚唠嗑的据点。

做饭，缝洗浆补，永无尽头的家务，冬季到来之前糊窗户缝子，春天换季后拆绵衣，喂鸡，喂猪（我们家七几年开始养了几年猪），现在回想起来，姥姥的形象是由这些琐碎细节组合而成的，好像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但生活的伟大不正体现在这些平凡的细节中么。

姥姥很风趣，她不识字，是个真正的文盲，有时她自己糊门糊墙，弄不清报纸的上下反正，靠上面图片中的人物头脚指点方向，赶上哪张没有图片就没了辄，常常贴倒了，我们大笑，她也跟着笑，边笑边说“我是睁眼瞎呀，真是太没用了”。

她有个很高雅的嗜好，爱听评书和相声，七十年代中期，文化控制已经松动，电台上常常播放评书和相声，当然都是现代题材的，记得有“肖飞买药”“桐柏英雄”“沸腾的群山”“艳阳天”“金光大道”“激战无名川”“友谊颂”等段子，按说这里面大部分内容她都听不大懂，可是一到点儿，她就坐在收音机前，一动不动地听起来，十分投入，看上去，很享受的样子。

可能是因为没有文化，她的“思想”跟不上形势，显得比较落后，比如她经常和我们哥仨说当年的地主如何勤俭持家，某个贫农家如何不会过日子，旧时的过年比现在有意思，更有甚者，她心目中的黑暗日子竟是六0年的“低指标”而不是万恶的旧社会，给我们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迷惘。七七、七八两年，我和哥哥先后到县城的重点高中读书，姥姥长时间见不到我俩，加上有点老糊涂了，埋怨起政府来，说“怎么尽让我们家孩子去，别人家咋不去”，令人忍俊不禁。

按照当时的生活水准，在别人眼里，姥姥这辈子没遭着啥罪儿，我们家的生活水准还可以，我舅舅当了右派后工资未减，每个月给我姥姥十元钱，这在那个年月不是小数。正好后院一个远亲在县城的食品公司当会计，经常给姥姥捎点东西来，多是猪头肉和油条，香遍半条街呀。姥姥给我们吃一点儿，香！至今我一闻到凉油条的味道就马上想起姥姥来。

姥姥是七九年春天去世的，享年七十七岁，算是高龄了。姥姥人缘好，病重后，正赶上中越边境有事那段日子，屯中老少像值班一样，每天晚上屋里屋外一边心情惶惶地收听战报，一边陪伴姥姥度过了最后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