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郭开即彼郭开

用这个不像文题的句子作文题，并非想标新立异，哗众取宠。郭开是个人名，“此”“彼”之说，来源于最近阅读的两本书，它们是《西藏之水救中国》（李伶）和《母亲杨沫》（老鬼）。

《西藏之水救中国》算是本奇书，讲的是近些年来朝野上下呼声很高的“南水北调”大西线方案，据说这是个“再造中国”的大方案，是未来国运之所系。

现代社会对水的依赖有甚于石油，从前的宣传家告诉我们，我国“地大物博”，后来提倡忧患意识，以之观照中国，人们才发现，远不是那么回事儿。仅以水而论，我国是个十分危险的贫水国，加之人口基数大，人均水量处于很低的水平。尤其是在水的分布上，我国的地形和气候条件并不理想，秦岭——淮河一线，分国土为南方北方，本来就不多的水，又大部分存在于南方，广袤的北方，成了干旱，沙尘暴，耕地草原荒漠化的代名词。早在建国之初，毛主席就高瞻远瞩，提出了“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这样的问题，半个世纪以来，“南水北调”一直为中枢所重视，形成并实践了“东线方案”和“中线方案”。东线方案基本沿大运河，调长江之水到京津地区。中线方案是从长江支流汉江上的丹江口水库引水到华北。这两个方案优点是技术允许，可行性高，耗资在许可的条件内。缺点是调水量有限，最要命的是，随着近些年经济规模的飞速膨胀，工业和商业需水量猛增，长江中下游也不再是什么丰水区了，实际已经处于无水可调的境地。另外，这些年沾沾自喜地当“世界工厂”，以速度和规模论英雄，忽略了又快又好的“好”，国在山河破，污染处处有，调出的水，质量可想。在这样的背景下，大西线调水方案应运而生。

思路是正确的，我国西南山地地势高耸，青藏高原号称世界水塔，西南诸江河水量充沛，几乎是“白白地”流入了大海，如果把这些水的一部分调到大西北黄河上游，再沿黄河而下，滋润整个北中国，岂不妙哉。有人想到了这点，他就是郭开。一个到处推荐大西线调水方案的“民间水利专家”。

郭方案（也叫朔天大运河方案）大意是：在雅鲁藏布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上游，用炸峡壅湖或拦江筑坝的方法抬高水位，利用地势高差，沿地貌上的旧有河道，佐以少量隧洞，让江水自流，经青海湖调整，进入黄河，再上下分水，小部分入新疆，大部分沿黄河而下到达华北乃至分流到东北，颇有东坡先生“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的趣味。如此这般，指日可待，北国变江南。按郭开计算，大西线方案调水量是黄河流量的四倍。功能是多方面的，供水，发电，航运，旅游，扩大耕地，改变气候，创造就业，种种好处就不用说了，仅航运的一个细节就十分了得———把山西的煤炭用万吨巨轮直接运到海外去。

兹事体大，大的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三峡工程与之相比，只是个小儿科，自然，关注的人极多，争论也在所难免。毋庸怀疑郭开和其它热心推动此事人的爱国激情和丰富想象，但随着对这个问题了解的深入（我收集了很多资料，仅专著就有三部），我渐渐地疑窦丛生。

其一，方案论证的民间性和业余性。大西线调水方案是以郭开为首的一些民间人士提出来的，截止到《西藏之水救中国》成书，还没有国家正式机构的介入。这个方案，是千秋万代，惊天动地的大方案，应该在掌握大量翔实的地理、气候、水文、地质、建筑工程等科学数据的基础上，经过长时间的论证，方能奏功。与之相比，三峡工程历经两种社会制度，由国内外专家论证了近七十年。在我看来，应该由国家政策研究部门和中国科学院牵头，组成包括各类专业科学家的专门机构，才有可能完成“大西线调水”方案的论证工作。民间具有思想灵活，不受条条框框限制的优势，但这么硕大高深的东西，光指出思路，只是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还远着呢。君不见，台海气氛紧张以来，网上“收复台湾”的“方案”有千百种。动机毋庸质疑，但一谈谈实施方案的细节，比如战场集结怎样隐蔽作战企图，海浪中火炮稳定问题，电子干扰和雷达欺骗问题，防潜问题，登陆作战后勤保障等一些具体的业务问题，则个个没戏。人们都热衷于战略谋划，不屑（实际是不能）于战术实施，都愿意当将军，不愿意当士兵。大西线调水方案与之何其相似。如果郭开他们仅仅停留在建议阶段，这没什么好说的，应该衷心感谢他们的爱国热忱。不应该的是他们发表了很多本该由专业人员发表的意见，比如工程设计，工程投资量的计算，移民问题方案，十分具体的确定调水量为2006亿立方米（在初始阶段，数字越具体越说明草率）。《西藏之水救中国》写到，他们一行人去西藏实地考察，思路一个接一个随时涌现，很轻率地就更改以前的方案，这种随意性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

其二，舆论宣传的庸俗性。成大事者必须借助舆论宣传，自古皆然,大西线调水方案也不能例外。《西藏之水救中国》一书反复提及，某某将军、某某退休部长、某某名人支持这个方案，令我很反感。这能说明什么呢，不是专业人员，如果进行科学论证，他们有这方面的发言权吗，不是全国人大代表，他们有这方面的表决权吗。不能否认，我们的社会的决策机制在决策视野上还不能令人满意，民间智慧上达中枢也是阻碍重重，但怎么说，倚人自重，拉大旗作虎皮也无助于决策的科学。

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之一是专业的细化，从前那种靠态度和热情推动工作的粗糙做法已不可取。诗人于坚在《棕皮手记》中有一段话深获我心———“五十年代，几个深知中国文化史的知识分子建议使新的国家朝专业化方向前进，但被拒绝了。其结果是，这个国家普遍的业余化。每个人都去关心所谓“大事”，每个人都相信所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时代的核心在广场上，而不在作坊里。不是各司其职，而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这是业余社会的特征。”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对郭开的出身进行了考证。了解到，他是部队文工团出身，1955年转业到一机部十局（即后来的四机部），分配到774厂工作。《西藏之水救中国》只是语焉不详地说他是“民间水利专家”。其他情况，则一片茫然。

“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此言不假。去年，我买了《血色黄昏》的作者老鬼写的《母亲杨沫》一书，书中提到，杨沫的《青春之歌》出版后，在一片叫好声中，遭到了北京电子管厂工人郭开的批判，“郭开的批判是极左的，他不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政治概念出发，对《青春之歌》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他认为“书中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没有很好的描写工农群众……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郭开指出，对那些喜欢《青春之歌》的人应该进行阶级分析，看看都是些什么人。他认为这些人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而工农出身的老工人、老干部则寥寥无几。郭开的批判文章引起了广泛辩论，后来茅盾发表意见才平息下去。几年后，“文革”爆发，郭开成了有名的造反派，他于1967年4月15日在北影批毒联络站主办的《工农兵电影》上发表批判文章《揭穿一个极其险恶的大政治阴谋——坚决批判<青春之歌>及其黑后台》，并在北京电子管厂召开17万人的批判大会，蒋南翔、陆平都被拉上台批斗。“文革”其间，北京市文联的负责人是著名作家浩然，他心地善良，不肯伤害同志，为杨沫开脱。郭开竟找上门去，揪浩然的脖领子。这是个不甘寂寞的人，是政治广场上的风云人物。

这个郭开是不是那个郭开呢，毕竟这个名字不常见，容易让人联想，我到网络上搜索相关词句，发现有一本书叫《北京电子管厂史1956——1986（774厂）》，就是说，“民间水利专家”郭开所在的774厂就是造反派郭开所在的北京电子管厂，结论：此郭开就是彼郭开。

这个考证及其结论令我兴致勃勃，其感受，颇像胡适在庐山休假时考证那块石碑，看上去没有太大的意义，所得不偿劳。胡适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学问研究的方法，我的目的是面对纷纭复杂的世相，面对疑窦丛生的问题，要追其本源，探寻究竟，燃犀照怪。

郭开“文革”中造反派的身份不重要，别说是造反派，就是死刑犯如果能拿出有益于社会的建议或成果也应该受到尊重。这个考证的意义在于提醒世人，在现代社会，无论是科学论证还是经济决策，都必须以专业知识做基础，按照科学程序，冷静地，有条不紊地进行。采取群众运动式的做法，采取广场集会式的形式来推动决策，实际是对正确决策的干扰。于坚指出的“时代的核心在广场上，而不在作坊里。不是各司其职，而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这是业余社会的特征。”实在是沉痛之言。文革时的政治广场和现在的经济广场竟有这样的亲缘关系，这是人们没有想到的。